第三度嫌疑人

这一次的《第三度嫌疑人》，虽然是悬疑探案类型，但在大聪眼里影片依然很“是枝裕和”。

纵观是枝裕和以前的作品，电影的核心视角几乎放在家庭，格局虽小，但细腻而沉重，缓缓讲述人与人之间内心的那根脆弱和坚韧的纽带。

是枝裕和拿手题材是家庭剧，但家庭伦理剧很难拍好，因为家庭是每个人熟悉的组成部分，因为熟悉，所以没办法放进一点虚假的调料。

很多人对电影打低分，是因为抱着精彩刺激的犯罪类型片情绪去看的。

但换来的结果却是节奏慢到如静止，大量琐碎对白你来我往，简洁反复的人物镜头，这种叙事方式，显然有些观众很不习惯甚至昏昏欲睡。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影片看到烧脑剧情，悬疑巨坑，紧张刺激的调度画面，恐怕《第三度嫌疑人》会让你大失所望。

影片讲述福山雅志饰演的重盛律师，接了一宗杀人案件，作为杀人犯的辩护律师，他要为供认不讳的杀人犯减轻罪行，能做到最好的判决，就是从死刑减到无期。

这位杀人犯三隅之前就有犯罪前科，巧合的是，当年帮三隅减刑的辩护律师，正是重盛的父亲。

重盛起初对案件只是公事公办，但经过好几次监狱探访的对谈，重盛发现案件的诸多疑点，从而把案件提升到了一个诡谲的气氛。

影片故事主线围绕着案件“真相”，真相是什么，在检察官眼里，证据就是真相，在辩护律师眼里，真相游走在情理和法理之间。

真相或许在每个人的视角，都有不一样的版本。

就如影片中检察官说到：“要直面真相”，而重盛听完后轻蔑的笑了起来。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起凶杀案也陷入了罗生门，在重盛的不断深入调查，线索开始呈网状式展开，让人有些理不清头绪。

更让人吊诡的是，杀人犯三隅最后推翻自己所有证词，声称自己并没有杀人，那种坚定的眼神，让影片所谓的真相，一下子悬在了空中。

这也让辩护律师三隅不断刷新自己的认知，不得不重新思考辩护的策略。

一连串的疑点一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得到答案，似乎是枝裕和也没有要交代清楚的意思。

在导演的访谈中，是枝裕和就对观众表示过歉意，抱歉把影片的凶手是谁没有交代清楚，但就对真凶是谁的线索也没体现到位，导致影片硬伤的地方不少。

或许是枝裕和本身拍摄这部电影的动机，并不在于要把案件剧情细思缜密的描述清楚。

是枝裕和的强项在于，他不管拿到什么故事，都用那一贯静默的用第三上帝视角，温婉细腻的剥开人与人之间的内心世界。

《第三嫌疑人》的“三”，就有言外之意的意思。

整部影片都仿佛游离在案件本身，外壳是悬疑探案，实则为是枝裕和想借用这个外壳，挖掘出他最擅长的关于家庭，人性，社会制度的探讨。

原本影片中坚定有犯罪的三隅，在导演光影镜面寓意表达，以及富有诗意的对白中，观众渐渐开始模糊了“凶手”和“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模糊了法律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转而去思考“有些人是否出生就该死”的原罪议题。

透过是枝裕和多个富含寓意的玻璃折射画面，让观众一次次坠入真实的谎言谜团，到底真正凶手是谁，是三隅，是咲江，是死者妻子，还是另有他人。

伴随着“第一次杀人”，“第二次杀人”，到了最后的“第三次杀人”，是枝裕和用了一个梦境的影像方式，来表达对杀人真凶的人物转移，三隅和咲江，似乎对死者的死，都有不可逃脱的关系。

而在影片最后，重盛在走出法院的时，也意味深长的在他自己脸上擦了一下，和前面三隅和咲江擦去脸上血迹动作一致，这也暗示着死者的死，不管是加害者，关联者，制裁者，在这桩命案上，都有逃不开的责任。

死者的死，在剧情的抽丝剥茧中，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但又看不清晰，而看似公平正义的法律和法庭，在这么复杂的事件中又变得如此讽刺和荒谬。

在此不得不夸赞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两人的对手戏，在如此固定狭小的场景调度下，在几乎都是特写的镜头语言下，两人之间的表演，从开始的波澜不惊，到最后情绪的爆发张力，都让人看得很过瘾。

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起初冷峻谦和的情绪，让人捉摸不透他心灵隐藏的秘密，但他每一次说的证词，都让人没有怀疑的动机，感觉他一直都是真情实意在和辩护律师倾诉。

但到了后阶段大反转改证词，三隅用他那坚定的眼神，激动说出“是否相信我”那句话时，又再一次让人真心实意去相信他是冤枉的。

通过整部电影的刻画，最后的三隅形象，让观众难以分清他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他到底是人间的正义还是一具冷血的行尸走肉。

福山雅治已经是和是枝裕和二度合作，这一次饰演的重盛，多少能找到上一部《如父如子》的亲情原罪。

在《第三度嫌疑人》里，重盛对女儿和家庭的力不从心，对案件本身不理性的着迷，把一名亦正亦邪的复杂辩护律师，饰演得有血有肉。

影片中的故事支线，讲述到了重盛和女儿之间亲密而疏远的关系，也提到了三隅和女儿之间的爱与恨，死者和女儿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等。

这三段父与女的关系，也侧面构成了一组现代人际亲情之间残酷而阴暗的画像。

《第三度嫌疑人》也再一次证明，在是枝裕和的作品中，不会有穷凶极恶的坏人，也不会有毫无私心的正义好人，他的所有电影，都会把人生绝大都说的灰色地带呈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关注《大聪看电影》公众号，不追求跑量，只研磨精品。

有豆友已经说过，在北京电影节上，导演是枝裕和说明“这是一部没有明确答案的电影”。确实，剧情和配乐有些闷，闷到我看的上海影城场连多数影片放映过程中会有的尴笑都没有，唯一的画外音是我后排一个大叔无聊地翻弄塑料袋的哗哗声。

这是一部需要观众自我分析的影片。但凡注意到若干细节，再自己串联一下，就可能串出“可能的真相”。期待影片自动奉上正确答案的，唔，别期待了。

关于剧情解读，有豆友已经写得很清楚，在此不重复，引用一下，感谢豆友的分析。//movie.douban.com/subject/26952153/discussion/615324720/

以下补充一些上文没提及的细节。

案件的关键是：案发当时，现场究竟有几个人？

一个细节暗示了这一点：福山第一次去死者家里拜访，摄像机曾用他的角度扫了一下这个家庭的玄关，观众们看到了女儿咲江的运动鞋——右脚的鞋子内侧有脏污的痕迹，推测是干透的血迹。当然，也有可能是案发后咲江在案发现场蹭到的灰，镜头闪太快无法确认。

如果是血迹，则“可能的事实”走向一个可怕的方向：

案发当晚，现场或许有第三人的存在，即咲江。

咲江当晚在现场的另一个佐证是：（死者）有汽油味的钱包。

从钱包沾染汽油味来看，至少死者遇害后，真凶最初的想法是把所有东西全都淋上汽油烧掉，目的极有可能是拖延死者身份被发现，那或许能够推测，真凶是死者身边的人。而最终，钱包被三隅从火海中抢了出来（烧伤的手是佐证），目的如三隅本人所述：为了给亲生女儿寄钱。

这个“真凶”究竟指向何人，当晚河边究竟有几个人，影响了后续“真相”的走向。

若河边当晚有三个人，即能推导出一个冷冰冰的真相——腿脚不好的少女，为何会在深夜的河边？答案或许隐藏在律师和少女对质的那段剧情中：当盘问少女都在何时、何地遭受父亲侵害的时候，律师说了几个地点——家里？旅馆？【河边】？所以深夜的河边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不言而喻。无论是少女动手杀人还是三隅动手，死者都是罪有应得。

若河边只有两人，或许真相和福山所推论的相差无几？谁又知道呢。

写出这篇可有可无的分析的我，也只是剧中提到的那个摸象的瞎子。

唯一能够查明所有真相的，是代表了无上司法的法庭。

但正如咲江所言，没人会在那个法庭上说真话。

真相是什么，在那个法庭上从来都不重要。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

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

對抗式，進步和革新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

真相，只是副產品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

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观众“走入”作者的世界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两人的影像重叠在一起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更多影评请扫码关注个人公号“电影知何处”

（首发于今日头条号：天涯小鸟movie）

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人审判人真的公平么？

或者，何谓公平？

——题记

近期我被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刷屏，大师不出手则矣，一出手必是9.1高分之作。

在众多曾经佳作频频的导演开始拍起烂片的当下，斯皮尔伯格依然出手不凡，可敬可叹。

而作品从来不会低于8.5分的是枝裕和却拍出了一部7.0分的电影《第三度嫌疑人》，和《头号玩家》同日上映。

斯皮尔伯格和是枝裕和，两位分别是欧美和日本的重量级导演，新作反响的天壤之别让我怀着好奇前去观看......

看完我明白了《第三度嫌疑人》被人诟病的原因。

大家抱着看悬疑片的心理去看，结果收获了一个节奏慢，连真凶是谁都没讲明白的电影。你让大家怎么接受得了？

可是，是枝裕和真的在拍悬疑片么？他的重点明明在探讨“人能审判人么”上。

片中，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为役所广司饰演的杀人犯三隅辩护。影片一开始便展示了三隅杀人的全过程，还特地给了三隅一个正脸特写。

真凶是三隅已确认无疑。

剩下的就是作案动机，按照日本悬疑的套路，作案动机也值得被好好挖掘。

但，是枝裕和依然没有把重点放在三隅的作案动机上。

一开始，三隅承认杀了自己的老板，后又供出老板娘买凶（他）杀人，最后又否认杀人，要求无罪辩护。

作为三隅的律师，重盛表示压力真的很大......

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其中的因果。

一开始三隅承认自己杀人，三隅说是因为其他律师认为这样可以减刑，他们不相信三隅没有杀人；

后三隅称老板娘买凶（他）杀人，三隅说是因为不满老板和老板娘在生产中作假，借机报复；

最后三隅否认杀人，虽然三隅没说原因，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老板的女儿咲江（广濑铃 饰演）。咲江长期被父亲侵犯，并称三隅杀人是为了保护她，她要在法庭上说出这一切。

至于真相如何电影始终都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得而知，所以只能用“三隅说”。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是枝裕和的目的不是探究作案动机，更不是挖掘真凶，而是一件案子里每个人的作用。

凶手打造了一件案子最初的模样，而这件案子最终的模样却有着很大的变数。

三隅的案子，律师只想着怎样减刑，法官只想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判决，媒体只关心案子背后的秘密......

没有人关心真相本身。

所以这并不是一部类型片，而是一部写实的社会片。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你会收获很多。

其实是枝裕和之前有一部很有名的写实社会片《无人知晓》，基于真实案件，讲述被不负责任的母亲抛弃的孩子自生自灭的故事。

用充满童趣的明亮画面去表现残酷，取得了三倍效果。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也是如此，用一个悬疑案去表现人心的扑朔迷离，突显人心的迷宫，不得不感叹是枝裕和的创新。

虽然此片在叙事上有冗长的缺陷，使得两个多小时的观影有些难熬，但除去这点，这部电影仍值得一看。

因为它直指人类社会的一个深刻的话题——人真的可以审判人么？

影片中，无论是律师、法官、检方，都在各自的利益面前妥协了，一开始嚷嚷着“我和罪犯怎么可能是朋友”的重盛律师最后倒成为了唯一关心真相的人。

振振有词，看上去一身正气的女检察官在三隅翻供后，本来要求法院重审，但在前辈提醒下，也默认了法院出于自身利益而提出的折衷方案......

这样的审判，早已失去了公正。

审判的初衷是唤起民众对生命的敬畏，而失去公正，一心只想完成任务的审判早已背离了这个初衷。

那么，何谓公平？

这不是一部悬疑片，观众需要沉下心来回味。

说实话，近几年悬疑片、悬疑剧太多了，我难免审美疲劳，能在大荧幕上看到这部反类型的片子，还真令我眼前一亮。

而是枝裕和的剧本功底依旧扎实，全片没有一句废话。

拍摄手法上，为了迷惑观众，是枝裕和穿插进过往“真相”，尤其是咲江和三隅共同杀人的场景，亦真亦假难以辨认。

重盛律师和三隅的最后一次对话更是采用了人物重影的拍摄手法，悬疑和惊悚意味加重，颇值得玩味。

这部《第三度嫌疑人》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是枝裕和，关注小人物重建的是枝裕和开始关注起社会问题，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我拭目以待。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