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回廊

从去年开始，香港本土电影市场涌现不少黑马佳作。

去年有古天乐的科幻巨制《明日战记》和年度黑马喜剧《饭戏攻心》（内地叫做《还是觉得你最好》），两部热门电影先后打破香港票房纪录，收获超高票房与人气。

到了今年香港春节档，黄子华再度带来电影《毒舌律师》，上映至今票房一路飙红，竟然在本土取得破1亿港币的票房，打破百年香港影史票房纪录。

这三部热门港片都已经进入内地院线公映，让港片迷为之激动。

但是去年的香港影坛还有一部“话题之作”《正义回廊》，却无缘引进内地院线。

该片是香港影坛近年来少见的奇案片，故事改编自震惊全港的2013年「大角咀肢解父母案」，港媒也称为“逆子弑亲案”。

由于影片用写实的手法还原了案件中的血腥场面，在港上映时被划分为“限制”级，加上案件本身的争议性，直接导致此片无缘内地公映。

但是本片在香港的口碑却相当优异，国内评分网站8.3分，票房更是以小博大一路逆袭，在本土斩获4300万港币，创下香港成人电影中的票房新纪录。

被媒体誉为：2022年的香港本土票房黑马佳作。

很凑巧的是，《正义回廊》发行蓝光碟的同时，香港名媛蔡天凤碎尸案有了进展，被害人确认被害。而电影《正义回廊》中的被害父母方式和蔡天凤的被害方式，几乎如出一辙。

本期就来聊聊这部备受期待的港片——

《正义回廊》

The Sparring Partner

本片的监制是香港导演翁子光，他之前的电影《踏血寻梅》，曾经拿下多项大奖，令港产奇案电影的类型再度受到关注。

《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是1987年出生的新导演，此前并没有独立执导长片的经验，但他曾经作为翁子光团队的副导演多年，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首次执导剧情长片就一鸣惊人。

本片因此受到翁子光的《踏血寻梅》影响颇多，都是根据真实血案改编，同时又区别于九十年代的传统港产奇案电影，在风格上追求写实冷峻，通过案件探讨人性批判与社会议题。

原型案件「大角咀肢解父母案」，发生于2013年。当时的29岁香港男子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内，谋杀了自己的双亲周荣基（父）萧月儿（母），作案后，又与35岁同党谢臻麒一同非法处理尸体。案件曝光后轰动全香港，引发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5年3月，涉案主谋周凯亮被判终身监禁，而次被告谢臻麒因为被鉴定为智力有缺陷，被裁定谋杀罪不成立，但因“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但因庭审结果宣布时已被还押两年，已覆盖其刑期，因此当庭释放。

写这篇文章的同时，香港又发生了一桩“名媛蔡天凤碎尸案”，竟然与“逆子弑亲案”同样骇人听闻。死者蔡天凤据称是被前夫所害，也是被杀于一间出租屋内，凶手将其肢解，警方在冰柜内发现人体残肢，但未找到死者头颅。

改编现实案件的电影和现实恶性刑事案件同步，让网友惊呼：原来香港电影里的罪案都是真的！

说回“逆子弑亲案”，这起案件本身的骇人听闻程度，以及案件审理过程的复杂和最终审判结果的争议，都让其成为近十年来香港最具话题性的案件，因而被多次改编成为影视剧，如TVB的剧集《是咁的，法官阁下》，Fox制作的港剧《心冤》等等，都曾改编过这起案件。

电影《正义回廊》和TVB的剧集《法官阁下》类似，都采用了法庭戏的设计来展现这桩案件，故事变成了群戏，通过律师、犯人到陪审团、警方、证人的多视角，并加入了悬疑反转的情节设计，带领观众一起去探究这桩是非黑白模糊难辨的奇案背后的真相。

整部影片给人的感觉可以概括为：港版《十二怒汉》再加《罗生门》。

演员方面，由于是新导演的低成本之作，《正义回廊》并没有特别大牌的港星加盟，片中有苏玉华、周文健、叶蕴仪、林海峰等港片中的熟脸加盟。

至于电影中最重要的两位主角，“逆子弑亲案”的两名嫌疑人，分别由杨伟伦与麦沛东出演，两人此前都是舞台剧演员，与导演何爵天都是香港演艺学院毕业的同门，两人双双入围了今年的金像奖影帝提名，可以说演技颇受肯定。

电影的开场编导用简练的镜头语言，交代了“逆子弑亲案”的发生。

作案人张显宗（杨伟伦 饰）联同好友唐文奇 (麦沛东 饰) 一起，在唐租住的大角咀旧屋内，合谋杀害了张的父母，之后又对尸体进行肢解，试图毁尸灭迹，同时将一部分尸块储藏于冰箱内，部分尸块抛尸于大海。

案件进入审理阶段，两位资深大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和游嘉莉（苏玉华 饰）分别代表张、唐二人上庭辩护，而检控官朱爱伦（周文健 饰）则在法庭上负责控诉两人的罪行。

法庭安排了一组九人的陪审团一起听审，围绕他们的商议讨论和律师、检方的法庭辩论，逐渐揭开“逆子弑亲案”背后的隐情。

故事的第一层悬念在于：张、唐二人为何犯下如此逆伦血案？

电影通过不断插叙、倒叙的剪辑手法来带领观众深入两名凶手的内心世界，而且在回忆部分是黑白色调，现实部分以彩色画面呈现，同时故事中还涉及到大量主角内心的幻想情节，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让近乎于舞台剧风格的法庭戏不再枯燥。

张显宗与唐文奇是两个在经常遭到排挤歧视被忽视的边缘人。

张显宗从小在父母的严格管教与控制下长大，导致他与双亲关系不睦，后去国外留学期间，经常遭到黑人同学的霸凌。学业未成的他回到香港后一事无成，加上炒股赔钱，本来父母留给他的一栋房子，也被父母转手交给更加稳重成熟的哥哥名下。

张显宗穿着从哥哥那里借来的西装去找工作面试，结果被内定人选加塞插队，回港后还曾尝试去面试做成人电影的演员（此为案件真实细节，原型人物的确曾经参与过《3D肉蒲团》剧组演员的招募），结果在试戏时发挥不佳，导致没能成为演员。

从以上经历不难看出，张显宗在社会与家庭当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与父母双亲的不和和被霸凌伤害的经历，导致了他在情感上冷漠，曾经幻想过自己要在三十岁之前自杀，有很强的自毁倾向。

此外，电影中有个很重要的细节，片中多次出现张显宗在脑海中幻想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场景。这也是原案件中的真实细节，编导借此表明了张显宗犯罪心理的复杂——他有很强的表演欲和控制欲，同时极度渴望认同，从而导致他的性格极度偏激病态。

案件中的另一名嫌疑人唐文奇，曾经因为一段恋情受挫，有过吞药自杀的经历，导致大脑受到了损伤，因而变得智力低于常人。他的身材肥胖臃肿，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和张显宗一样是边缘人、失意者。

两人成为朋友之后，张显宗与唐文奇一起合谋杀害自己的父母并分尸。作案后的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寻找失踪的父母，还找来电视台的记者做采访，属于典型的表演型人格障碍。

之后，张显宗又主动在社交媒体上承认杀人，还曾跟自己的表姐亲口承认杀害父母的罪行，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由此被警方逮捕，并发现了存放在冰箱内的尸块，案件因此曝光。

但张、唐两人到了法庭上却都矢口翻供，否认谋杀罪名。检控官朱爱伦质疑二人早已部署杀人计划，为财谋命似是毋庸置疑。

而作为辩护方的吴和游两位大律师施展各自辩才，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同时，揭露案情审理过程的疑点。

同时，在身份、阶层、背景各异的九名庭审团成员内部，围绕两名嫌疑人的定罪与否也产生了诸多法理与情理之间的讨论，为故事增加了更多悬念。

随着庭审的进行，张显宗作为杀人主谋似乎无可置疑，但作为同谋的唐文奇却在出庭自辩时把一切指控推得一干二净，而负责给唐做精神鉴定的医生也认为，唐文奇的智力不足以杀人分尸。

于是案件迎来了第二层悬念：唐文奇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参与了行凶？

电影中借角色的台词发出两个疑问——“坏人就不能说实话吗？”以及“笨蛋就不能杀人了吗？”，在一幕幕激烈的法庭辩论下，两位被告上演出“天才”与“白痴”的戏码，真相似乎越辩越模糊。

观众就像电影中的九名陪审团成员一样，陷入对与错的正义思辩中……

就观感而言，《正义回廊》确实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商业电影。

虽然是文戏为主的法庭戏，但胜在剧本十分精巧缜密，编剧塑造了复杂的人物群像，所有角色层次分明，人人有戏可演，就连故事中的陪审员都有鲜明形象。

在叙事层面更是相当紧凑，经由律师、检察官的言词攻防，陪审团的推敲、讨论，证人的口供，透过各种视角拼凑事情的真相。此处必须称赞电影的视听语言和剪辑调度，为电影加分不少。

电影的主要场景其实并没有局限在法庭内，反而会跟随不同视角的讲述切换时空，甚至出现幻想和现实相结合、角色打破第四面墙的场景，引导观众来思考。

最典型的是后半部分出现的大排档那场戏，犯人、律师、陪审团成员，真真假假与不同角色拉扯到同一时空中，一边讨论一边将信息重新打乱重组，是整部电影最妙的一个镜头，让人难以相信是新导演的手笔。

还有电影最后一幕，唐文奇是否配合姐姐的「演出」而导了一出高明的骗术，随着片尾他被框限在蜘蛛网中的镜头，更增添了这起案件的悬念。

诚如导演何爵天在采访中所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从律师、犯人到证人，基本上每个人很努力地在“表演”，法庭就好像一个“舞台”，要把故事说得“动听”，谁能让九个不能发言的陪审团成员信服，那谁就是赢家。

电影以逆伦奇案包装，片中出现了不少金句如：「就算我们不相信它（法律），我们必在它的规则之下」、「冤狱比放过一个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或是再三强调「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都在彰显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的重要。

但导演显然不满足于最后只是告诉观众两人“有罪或是无罪”而已，更希望在带领观众回顾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探究更多复杂的议题。

因此在片中可以看到张显宗成长过程所受到的种种创伤，警察办案过程中的程序不正义，庭审团制度的两面性（如同陪审团中叶蕴仪所担心的，自己是否真有资格来决定他人的生死？）等等。

这些议题的探讨让影片拥有了高于九十年代香港奇案电影的剧情深度，让人联想起监制翁子光的电影《踏血寻梅》，同是借一宗凶案去审视人性与社会百态，「奇案」非电影的主调，倒是直视凶手的人性深处、探究法理与制度的利弊，始为故事的核心所在。

总的来说，这部《正义回廊》是一部香港本土近年少见的生猛处女作，可惜这样的电影我们只能在网盘看到！

影片結束後同導演的問答環節，導演如是解釋了題目，他想將這個問題留低給所有的觀眾。是啊，穿梭於代表正義的法院中的人們，大概也不清楚什麼會在迴廊的盡頭憂望回這個世界。導演以出奇驚人的對於場景的掌控力，將眾多人物栽入這部戲中，慢慢生長並互相交織，以香港普通法機制為架構，陪審員同審判過程一起作為視角，將這一真實的案例解構為原生家庭的傷害，兄弟之間情到恨的發展，社會救助機制的缺失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對於人性的拷問，律師、警察與法制之間的關係，法治制度與正義之間的關係，新媒體與傳播的交融，人性與理智同制度設計的平衡等等，甚至解構到最後可能只是人與人最基本的共情同誤解，以及人性的脆弱。可悲的是，當所謂菁英利用制度設計而利己到忘記其實制度的目的本身是公義的時候，當越來越侷限的信息圍攏，散播，延展，歪曲直至整個環境簡化思維到無以為繼理性的時候，當這似乎也越來越呼應當下甚至未來的世界的時候，這宗2013年的案件其實並非只是停留在彼時彼刻，它是繼續在時間中發展的，呼應著一些事，激發著另一些事，困獸猶鬥，但如若你發現這個世界可能連困獸都容不下呢？長夜漫漫，總會有些火星留下罷。

p.s. 導演在通篇的表述方式，場景語言，暴力甚至是咸濕，直到最後的幾個場景，兄弟見面，律師，陪審團的幾句留言，神情，以及那蜘蛛的陰霾，都拿捏的非常到位，鋪滿了他想像中的那個問號，讓人實在是驚訝於這是他的第一部戲。

戲院出邊，夢在夜幕中安靜，而現實卻在街角喧囂，

有的人在出賣身體，有的人在出賣靈魂，紛忙不息的街道橫爬著慾或者懣。

一部戲永遠無法窮盡夜幕下燈火背後的故事，

但它總可以拓寬人的想像邊界，

慰藉一些孤單無助的靈魂，

也便是此罷，天空中多了一點意義，星空下的夜不是那麼的淒冷暴力。

最近，由翁子光监制、新晋导演何爵天执导的电影《正义回廊》成为了香港电影界的一大热话，上映至今票房已冲破千万港元，且呈现稳步上升的强劲势头。坊间好评不绝，对于一部有血腥暴力镜头的奇案三级片来说，如此成绩实属理想。

电影改编自2013年轰动一时的“大角咀弒亲凶杀案”，首被告周凯亮在大角咀海兴大厦一处单位内杀死父母，后联同次被告谢臻麒合力肢解尸体，两人同以谋杀罪名被起诉，结果陪审团以8：1的大比数裁定周凯亮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谢臻麒谋杀罪名不成立，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判囚一年，因判决前已被拘留两年覆盖刑期，故当庭释放。

《正义回廊》是何爵天的首部长片。与香港大多数新锐导演都会选择相对安全保险的家庭题材为出道作不同，何爵天更在意的是作品是否充满话题性，能否在短时间内引发观众的强烈好奇心和广泛讨论。

选择大角咀弒亲凶杀案，一方面因为案件发生时间距离现今不远，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查阅有关两位被告的视频片段，而且凶手骇人听闻的犯案手法、对双亲痛下杀手的冷血残忍引人侧目，周凯亮甚至在杀害双亲后还若无其事地报警求助，又高调接受传媒采访，发出寻亲呼吁。

另一方面，当年法庭和陪审团一致认为谢臻麒因智力问题无法主动参与谋杀，只能受制于智商达126的周“操纵”和“诬陷”。案情和判决背后的种种疑点，并由此延伸出对何谓“真相”、“正义”之思辨，都是编导希望借一度销声匿迹的奇案类型带出的值得深思的主题内容。

何爵天在香港演艺学院电视电影学院主修导演，毕业后曾涉足不同类型制作，如电影、广告、MV等，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林超贤的《激战》和《破风》。他在2016年拍摄香港电台剧集《狮子山下》时结识导演翁子光，之后便在后者的工作室担任副导演及编导等职位。由此可见，《正义回廊》深受翁子光《踏血寻梅》体察人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社会派脉络影响。

《踏血寻梅》对香港奇案片的重大革新便在于创作者注入对社会低下层人物的深度关怀与信任。以往同类作品对事实及当事人毫不尊重、趾高气扬的猎奇剥削风气在《踏血寻梅》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细细描绘“死者”王佳梅（春夏 饰）和“凶手”丁子聪（白只 饰）忧郁苦闷的日常，以及他们痛苦挣扎的心理活动，并从尝试重组案情的臧Sir（郭富城 饰）的连番发问牵扯出边缘人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悲歌。

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之前已经摄制述说社会底层青年成长历程的《明媚时光》和《援交少女》，“阶级差距”、“房屋问题”在翁子光的作品序列里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翁子光接受港媒专访时曾透露， 上世纪80年代，他的父母用40万港元买下位于新界荃湾祈德尊新邨的500多呎（约46.45平方米）的住房单位，一屋只有两间房，却要容纳5个人居住。翁导说他嫲嫲的房间能看到美丽的海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在对岸看着青衣的楼一直起，它变得像上海黄浦江一带，好多楼，一直起，一直起”，最后起到连海（峡）景也不见了。

这让翁子光心生感慨，在商业运作主导、寸金尺土的香港地，“家”的概念轻易便会被影响与破坏。《踏血寻梅》里王佳梅写在墙上的一组混杂英文与数字的密码，指的就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一定程度也是他个人经历在其作品中的投射。翁子光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大多住在狭窄逼仄的公屋和劏房，在他看来，香港公共屋邨的自给自足、秩序井然背后有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劏房是一个被极度压缩的公共空间，可以说几乎没有私隐，如此压抑不安的生长或居住环境会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是翁子光在作品中借由呈现“连打飞机都没地方”，令人難以呼吸的局促环境，从而对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的社会体制发出激烈控诉。

进一步说，如果说过去奇案片对于凶手/受害者的诠释是强行剥离社会性的“性格决定命运”，那么翁子光作品里则强调孕育人物成长的这片土地，以及对其内部结构与运作法则的观察和批判，即“环境决定命运”。在《正义回廊》里，张显宗对父母心生恨意的原因之一亦在于房产纠纷，箇中原因是不少香港人均将“上车”（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视为短暂人生的唯一目标。

不久前，《正义回廊》票房逼近一千万，作为主要投资人和监制的翁子光旋即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感谢文，简单回顾了替《正》寻找投资的辛酸历程。从文中我们可以大概得知如今仍愿意为香港电影投放资源的投资者，他们对《正》的顾虑首先便是影片的主角都有谁？怎么回本？其次就是对主角残杀自己亲生父母的奇案三级片“能否过审？能赚钱吗？”从《正》在初始集资阶段遭遇的困境，翁子光以知名导演和编剧的身份四处奔走尚且如此，我们已可想象当时《踏血寻梅》的前期准备有多困难。

或许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光是投资“香港电影”便已面临亏本的巨大风险，而且还是一部放弃内地市场，仅在香港本地上映，带有血腥残忍场面的三级片，难免会令不少追求商业利益的投资者却步。

可能有不少人认为，以翁子光如今在内地和香港电影圈的知名度，随便拿出几百万应该不是问题吧。实际上，翁子光在文中也说明了自己本来是想趁楼市低迷给首付买层“纳米楼”作为在港的栖身之所，好让自己不用再跟父母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里，结果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用在了支持新导演上面。

“纳米楼”（nano-flats）意指面积非常细小的住宅单位，虽然香港坊间多用215呎（约19.97平方米）作为纳米楼指标，而实际区间大概在“200多呎”范围游走。但是低于200呎（约18.58平方米）的住宅单位（私楼最细的“龙床盘”面积只得11.15平方米）比比皆是。简单比对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低居住空间标准，中国台湾147呎（约13.66平方米）、英国398呎（约37平方米）、新加坡500呎（约46.45平方米）、日本269呎（约25平方米），香港可谓“细绝全球”。

言下之意，翁子光是押上置业首期（若按他在文中的话说，应该还有一部分是与编剧孙霏共同营运制作公司的积蓄）、美亚娱乐主席李国兴投资的部份费用（《踏血寻梅》也有美亚投资）、两位匿名贷款人、为人爽快的“K先生”（不少人猜是古天乐）的100万元，再加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的250万元资助，才有今天的《正义回廊》（制作总开支约1000万元）。

翁子光早在2018年就说过，面对香港居高不下的楼价，他也是没有买楼置业的条件。尽管在《踏血寻梅》的成功之前他已是两部卖座港片《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但在香港编剧的待遇普遍不高），之后更自组工作室提携新导演新创作，北上发展，身兼编剧、制片人、监制多职。但是面对越发紧绷的创作氛围，连翁自己执导的新作，讲述港英时期四大探长叱咤一时的枭雄片《风再起时》何时能上映也还是个谜，谈何回本或赚钱？

再则翁导的作品风格本来就偏向奇情+写实主义的类型组合，多数投资者对该类题材无不报以万分谨慎的态度。往现实一点说，当年《踏血寻梅》虽然获奖无数，但在票房上是亏本的，也难怪翁导在文章开首就半开玩笑地说《正义回廊》上映两周的票房已经超过《踏血》的总票房（800万港元）。

疫情久未平息、电影业青黄不接、创作空间日益收窄等，这是如今香港电影（包括翁子光自己）正在面对的严峻现实与冲击。 但即便生存环境如此艰难，依旧还是有新导演愿意去尝试、开拓不同类型的电影制作，还是有不怕亏本的投资方愿意出钱出力。

我想强调的是，比起一再执着于港产片“死了没有”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创作者们该怎样在夹缝中求出路，将“消亡”的危机感和恐惧感转化为涅槃重生的机遇，理应更值得我们去思考与重视。

回到《正义回廊》，何爵天和三位编剧谭广源、叶伟平及梁永豪对弒亲案的审讯流程进行了戏剧层面的改写和虚构，如两位被告的姓名分别以张显宗（杨伟伦 饰）、唐文奇（麦沛东 饰）代替，真实事件中出现的相关人士、组织或团体名称均以假名或模糊化处理。尽管电影不乏对凶手杀人、肢解、弃尸过程有着血腥味极重的细致描述，但区别于过往奇案片穷尽煽情之能事，只顾贩卖色情暴力、宣泄官能快感，何爵天和编剧们显然拥有更大的野心。

他们试图在137分钟的影片时长里一并处理两名被告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精神状态/犯案动机；检控官朱愛倫（周文健 饰）与两位被告的辩护律师吴冠峰（林海峰 饰）与游嘉莉（苏玉华 饰）在法庭之上的唇枪舌战、一般证人和专家证人的供词；警方的调查过程、取证手段；由9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内部辩论过程；以及案件对三位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记者、律师、警察）产生的影响。

可想而知，要求观众在两个多小时之内完全吸收并消化如此庞大的信息量堪比登天，而对于初出茅庐，雄心勃勃的导演和编剧来说，由于篇幅不足，以上题旨很多都只是开了个头，却没法深入。但是香港观众普遍就对此类“包罗万有”（每样都有一点，即意味着难以拍得深刻）的影视作品怀有好感，当遇到一些存在明显缺陷的叙事内容，他们总有办法以“刻意留白”、“不轻易判断”等理由为创作者辩护。

与此同时，导演为了提高庭审戏在视听层面的可看性，运用了很多剧场的表现手法（戏中几位主演，如杨伟伦、麦沛东、林海峰、苏玉华、朱柏谦等人都曾有出演香港舞台剧的资深经历，因而能够很快适应舞台式叙事手法），例如舞台剧中的“转台”技巧，让演员们突破单一固定的场景（法庭内部），随着被告/证人的供词穿梭于不同时空的情景，或旁观两名被告的行为和对话，或打破第四面墙直接与观众“交流”。

导演在聆讯过程还会利用一些光影、声效的特殊手法来表现隐藏在庭上问答互动背后的戏剧冲突，如剧情进行到张显宗表姐邵佩琼作供时，法庭内的灯光黯淡得像在教堂内告解，观众只能看到被告与证人的双瞳，画面更不时回溯到张在餐厅向邵坦白杀人罪行的瞬间。唐文奇自辩时，往往配上闪电及雷暴的音效，是否隐喻唐不可告人的内心挣扎？又如，当呈现主犯张显宗复杂的心理肖像时，导演让张显宗幻想“成为”偶像希特勒，他的家人、唐文奇则“化身”纳粹军官和士兵，用一口流利德语交谈的超现实片段为核心内容。

诚然，对于一些平时不太常看法庭戏的观众来说，上述为求达到特定叙事效果的戏剧手法的确值得他们赞不绝口，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熟悉香港司法系统的运作逻辑。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影史，就会发现那批最为出色的法庭电影的共同特点均在于精彩绝伦的台词和对白。《正》在“陪审团商议”和“法庭辩论”部分参考的正是其中两位佼佼者：《十二怒汉》和《桃色血案》。

我敬佩新导演想要有所突破的创作激情，但是《正》在叙事手法上的所谓“创新”某程度而言只是为了掩饰对白的苍白肤浅。兴许导演太想借一件过去之事讽刺、影射近几年的种种荒谬（大部分香港新导演的通病），趁机表达港人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哪怕被指“抽水”（指桑骂槐）也在所不惜。于是人物不时会说出一些影射当下现实的“金句”，不仅明显与该人物在戏中所属的身份、身处的社会环境相悖，更是在间接削弱、甚至摧毁一部法律电影理应具备的严肃姿态。

若以此为出发点，《正》言语之间隐含的讥讽语气实际指向一种“代际矛盾”，而这也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之上围绕着“法律诠释权”而制定的控罪/辩护策略、由此展开的激烈论争，道德和真相变得模糊，工具理性成为主导之外，引发观众通过持续的辩论思考“何谓公义”的陪审团内部构成隐含的深层意义。

导演将9名成员逐一划分为中老年大叔、师奶/青年、保守/激进、既得利益者/不相信制度、政治冷淡/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等四个类别。这种塑造人物群像的方法确实有助导演言简意赅地向观众传递“陪审团”之于香港法治的重要意义，透过学识渊博的年青一代如哲学系毕业生高思钧在质疑体制（能否彰显公义）、认真讨论案情之余，又不忘向在场其他成员（和观众）解释陪审团制度的由来，以及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代际矛盾”因而在陪审团成员们对案情的一致专注中得到暂时性的和解。

话虽如此，陪审团的成员形象最后还是不免落入脸谱化的桎梏，光是从成员整体构成便能看出导演为了营造新老世代之间的戏剧冲突（及短暂和解），从而牺牲了个体自身的复杂性。这种情况还出现在滥用职权的便衣警、害怕承担责任的上司/怀有良知的年轻警员；不讲道德操守的报社总编/良心发现的网媒记者；视法律为上位游戏的知名大状/替弱势群体发声的新人律师。

就连第一被告张显宗也抵受不住陈腔滥调的“侵袭”。影片对张显宗的戏剧化处理实际上是放大了外界对他的各种猎奇窥视和想象：极度崇拜希特勒、对于性有着无限意淫，参加三级片试镜，却在性感美女的挑逗下窘态尽显，甚至连在法庭上与倒叙和闪回披露的弑亲原因：张的父母偏心、留学外国时多次遭黑人欺凌及歧视、张的物业被迫转交兄长以偿还债务，导演处理起来亦无非是突出其冷血猥琐的一面（不过片中提出的几种假设均无法充分解释张杀人的动机，这点我倒是欣赏的）。

至于讲述他进入职场面试碰壁（初识唐文奇）的部分，更加可以见到导演为了影射中港矛盾而忽视了人物的实际情况（张面试时的表现如何？能否胜任这份工作？）。要到影片最后一幕，被判决终生监禁的张显宗与兄长在监狱探访室的隔窗对话，这个角色的矛盾心理才真正凸显出来，可惜为时已晚。

英文片名“The Sparring Partner”，中文有拳击训练时的陪练员，证据确凿的张显宗显然就是那位上场比赛（杀人弃尸）的“拳手”，言下之意，故事的真正主角便落在了跟在他身旁的唐文奇身上：智商只有84的唐究竟只是一名人畜无害、整天挨揍的“陪练员”，定还是有份参与谋杀罪行的“搭档/同谋”？

这也是影片后半部分法庭和陪审团的辩论重心，导演和编剧们似乎倾向于认为唐文奇在庭审期间其实是装傻博取陪审团同情，然而除了张显宗的口供，并无更多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唐确实有参与谋杀，同时警方不恰当的取证方式、唐的姐姐声泪俱下的“感人”供词，令整场审讯逐渐偏向有利于唐文奇脱罪的言论立场。

如果说《十二怒汉》是陪审团通过深入分析讨论案情为无辜人脱罪，极力避免冤狱的发生，当中隐含对司法制度的高度信任及其存在的必要性，那么《正义回廊》则走向与之相反的另一面：高思钧说出“冤狱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不公义”，更像是一句自我安慰、安慰观众的妥协话语（香港观众映后讨论的焦点还是在唐有没有参与谋杀），实际上是（创作者认为）本应接受惩罚的罪人无罪释放，一切只是因应“无罪推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及“精神障碍辩护”而采取的辩护策略。

所以《正》也包含如何“演场好戏”的后设元素，法庭之上真相与否并不重要，公义得不到彰显，唯一的“真实”或许只剩下历历在目的行凶过程，以及众人的“演技”。我想导演和编剧们应该更认同《桃色血案》传达的法律理念（两面性），不过限于篇幅，电影亦只能浅尝即止。

尽管《正义回廊》并不完美，充满导演和编剧为讨好观众不慎流露的机心，但面对创作空间越发收窄、影视作品同质化情况渐趋严重，香港电影更需要多元化，更需要这样一部摆脱偶像崇拜、个人主义包袱的精彩群像戏。今年下半年港产片集体经历了一次久违的口碑与票房双爆发，我衷心希望势头正猛的《正义回廊》也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文首发于「虹膜」

（by Mr. Infamous，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在关乎杀人分尸的《正义回廊》被更多内地观众看到之时，甚或之前，蔡天凤案意外地成为一个出奇「应和」的预言与回响，陡增慨叹。

媒体与受众在不断加码的兴奋中，难以避免地参与到凶手的秀场中。电影本想借十年前的港地旧闻，去炮轰至今依旧未变且不会变更的荒唐，而荒唐果不其然如同瘾君子般，涎着脸问你，喂，还有吗？再来一点。

叶蕴仪在《正义回廊》里饰演的退休教师叶慧萍，就把这种大众心态说得十分到位。报章、网络上那些可怕的事件，都会当作故事，也必须将其当作故事，否则一旦跟周遭，跟熟人联系起来，那就成了避无可避的现实。

但谁要活在现实里呢？而且，谁能抵抗得住现实呢？

最不希望，也最不需要跟人间惨剧打交道的，就是这些突然被拎到漩涡边缘的平头百姓。陪审团的设置，在法庭抑或是《正义回廊》中的作用，是把更接近我们的面相，贴到现实，贴到当下。

更特别的是，电影让我们不无悲观地正视当下世道在本质上已然凋敝，用的却是无比积极的态度。

片中张显宗与唐文奇涉嫌杀死前者父母，并且极其残酷地肢解尸体，分头处理，而各方律师的问询、搜证，陪审团成员的争辩、呵护，媒体记者的刺探、定义，在法庭内外难辨真伪的各路大戏里，形成一股人人探求真相、维护正义的热闹劲头。

或者说积极假象。

吆喝着让你相信制度的完备，人性的充沛，正义的必然，但是终归是让你走入回廊。

什么是回廊？曲曲折折，环环绕绕，离开地表的那种回形走廊。不提供实质的起点与终点，只提供徒劳无功的原点。让你看到景致不断在变，但都只能是景观式的布设，而且多走多看之后，就会发现，景观也在循环往复地回放了，于是境况比「楚门的世界」还扭曲。

《正义回廊》的精髓，确实在片名里已经写就。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部预先揭晓谜底的电影，到底如何吸引观众。

「三级」是这部电影的首要噱头，特别是血腥暴力。

行凶场面根据不同预设，从不同角度，一遍又一遍地还原出来，谁来杀，怎么杀，杀完后如何处理，血淋淋的过程与场面，不断造成视觉冲击。再辅以刻板印象，叫陪审团里部分女性成的员生理不适，连通观众本身潜在的脆弱神经。

这个时候，看，就成了一种义务。电影吊诡地把看客行为合理化，即让观众迅速加入陪审团，以无形中带有责任感的姿态去介入观望与判断。

别于动作片的暴力刺激，《正义回廊》所提供的兴奋度是反方向弱化的。一是这种情绪宣泄，早就越过了解气的范畴。二是杀戮对象一旦成了尚未坏透的至亲，伦理层面就扑灭了基于冤屈的愤恨火力。三是片中强调张显宗匮缺的同理心，大多数观众都有。

于是复调里的血腥暴力，渐渐成为一个相对主观的天平，把看客不管基于什么起点的心态，给拨向一边倒的道德高峰，去俯瞰嫌犯，甚至是，不由分说地审判罪犯。

到了这份上，个体的暴力固然可怕，整体的偏颇乃至盲目其实更可怕。不仅仅是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更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已经是深渊本身。

也许可以这么说，延续了香港奇案片经验的《正义回廊》，在出位的视觉冲击下，反了同类电影传统一回。

具体说来，以往大量的奇案片，更偏向于对骇人案件的消费甚至剥削，有小报属性，并止步于此。而杀父弑母案与《正义回廊》，在以十分cult的方式并行插入受众双眼后，却掀开了更悲天悯人的视野。

很难不会想到翁子光的《踏血寻梅》，这些年最好的同类电影。它扭转了奇案故事本身的浅薄，而且相当出彩的地方是，噱头全在制造情感反差。

在援交与买春、凶杀与死亡背后，翁子光去寻觅那些不为人道却也无人想听的秘辛，那些无非是比不过死亡惨状更博眼球的相互温暖、彼此慰藉，平凡琐屑得几乎与我们无望的日常相近，特别动人。

《踏血寻梅》

由他监制、新导演何爵天执导的《正义回廊》，也透过噱头的冲击，去大开大合地讲人情与人性。而其中情色的偏向，又起了一些微妙的不同功用。

《踏血寻梅》里，主角王佳梅的裸露是无奈、破碎但真挚的，通往人物本身放下尘与土，望向山与海的心境。最终山海的崩塌，要比尘土的寂灭更叫人难以释怀。

到了《正义回廊》，牵涉到情色场面的主角张显宗没有裸露，但是在试镜现场侃侃而谈之后，女优在他面前宽衣解带了。相当讽刺的是，吹嘘自己经验丰富过后，身体与心理却迎来了全线崩溃。

张显宗招架不住凌越自我定位的好。女优的美丽、性感，是等同于人间美好物事的，比如亲密的家人、名下的房屋、亮眼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但那些都随着家人给活鸡拔毛一样，给连皮带肉地拔掉了。

他以为至少可以操控欲望，获取快感乃至周遭人等的钦佩，奈何事与愿违。他跟唐文奇聊天，说要去内地找妓女来先奸后杀，是在人生各种跑道上，试图寻找所谓低一级的对象来施虐，获取掌控一切的迷狂，还有比照希特勒，对应的都是自己被掌控、被剥夺的卑贱人生。

或者也可以把这种口嗨，视为始自于无爱与受虐后的应激反应。由此塑造出来的人物，极度可怜，哪怕依然可恨。

周遭人等，试图通过确定杀人动机的途径，去理解他，或者说，去完成对杀人狂魔的构想和审判。「正义回廊」一下子高朋满座，但是真相在主观印象对照所谓正义法则时，不那么重要了。

在赦免罪愆的宗教面前，也不那么重要了。张显宗也说，那些人去教堂，不过是想买张赎罪券。

那么，还是要说回陪审团。并不相信香港司法制度的高思钧说了一句，「冤狱是比放过有罪的人更为不公义。」这个立场，跟很多没那么掷地有声的主观揣测一起，成为他们投票的依据。

很多人看到陪审团由形形色色的人构成，想到的是《十二怒汉》，也投射了一定的「反转」希望。但恰恰是这个有意相似的联想，造成了巨大落差，即《正义回廊》里虽然也有理性的声音，但是，没有一个是能贯彻下来的，哪怕是两位承载了最高热望的年轻人。

恰恰是在众声喧哗中，得到了更多更杂的喧哗。

又因此，高思钧这一句话，成为非常打脸的现实。陪审团掌控了生杀大权，但是并没有绝对本事能够敲定公义。就像是电影里的警察，让唐文奇认罪，是通过严刑逼供。

只可惜，人不可信，制度同样如此，从陪审团的设立，到律师站在不同立场、背靠不同声望，来进行论辩甚或是蛊惑，再到法官难以百分百精准的判断，同样影响制度对绝对正义难有把握。

从不断摇摆的现实立场，再看嫌犯二人，更有困顿顾虑。张显宗和唐文奇，天才与白痴，将军与小卒，不再自辩的雄才与亦步亦趋的戏子，一个人的黯淡无光与另一个人的绝处逢生，如此精彩地把人与法的障碍，给凸显得惨白。

如果说《踏血寻梅》是在大恶里找大善，那么，《正义回廊》就是在大恶里找大悲，不是寻常奇案片那种，制造廉价叹息的，而是要在半梦半醒的人间，大写人性点到即止的悲悯，社会面的悲凉，以及清醒着的悲戚。翁子光是冷在外界，暖在内里，何爵天则是彻头彻尾的冷。

这样的对比，也更让上映不久的《毒舌律师》，像是一则爽文。它是以下三滥对打下三滥，心知肚明在权势面前，无法通过正轨寻求正义，它给出的希望很稀薄，因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险胜，但是在宣泄上，有无比雄厚的底本。

《毒舌律师》

《正义回廊》则是让回廊中人走回廊，不提供真相，不予以解气，但让观众以陪审团身份进来，带着疑点离去，丰俭由人，反倒比此前更为心灰意冷，因为终究，谁都要去读这醒世恒言。

再高度凝结一下。两部电影都很粗俗但直接地，针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出「法律面前穷人含撚」。

当然，内地版里，《毒舌律师》最后，黄子华饰演的林凉水（粤语意为「浇冷水」）说这句话时，重新配音为「法律面前穷人死梗（死定了）」，而字幕只敢写至「法律面前三六九等」。

那《正义回廊》结尾的嘲讽就更多。比良心发现的媒体记者和小警察，甚至比暗示有罪的唐文奇更抓耐人寻味的，还是这个对世态不屑的高思钧，随大流地对陪审团里并不认可的狂妄生意人，笑着叫唤「契爷（干爹）」。

当真是清脆响亮。

张显宗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共情的人，但先不说庭审时候的表情变化。在哥哥问他有没有后悔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定是被触动的。所以在哥哥挂电话离开那一刻他才会情绪失控。而至于唐文奇，最开始那份被忽视的二级会计手稿似乎就已经在暗示，而到最后再次出现呼应似乎已经明示了。 影片中出现张显宗面试seq片的场景，可进行到下一步的时候他“流血了”。影片中还出现了他幻想抓jinv并杀害的场景，这个时候又杀的很利索了。或许意味着张显宗虽表面“希特勒”，但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 两个人都挺表演型人格，一个在脑子里表演着希特勒，一个在庭上模仿审问。一个聪明一个傻，但他们又都有一样的目标。张显宗想要扼腕血溅但没有，唐文奇吞药但被救了回来。张显宗杀了父母是因为不公，唐文奇是为了什么就没有确切方向。但可以猜测几点：或许张显宗是他唯一的朋友，他因为不能得到社会认可所以依赖唯一的朋友杀人。又或许他对社会的怨恨早已积怨已久，虽然他说自己连一个值得怨恨的人都没有，但这句话也间接表达了他内心也很不满，只是无处释放。两个人都希望被社会关注，被认同。 影片第一个杀人还原是唐文奇最开始动刀子的，而第二刀也有他的帮忙。或许杀谁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或许也只是一种认同。两个人也只是互相利用对方。 唐文奇说自己害怕张显宗，他害怕的大概不是这个人，而是自己表演后的不安。影片最后由唐文奇坐在床上房间布满蜘蛛网心脏处趴着一个蜘蛛结尾。他装傻和失忆是不是真的，还是只是像蜘蛛网一样布满四周伪装成一无所知。可心脏处的蜘蛛还在那里趴着，这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阴影。 演归演，如果一直演下去，那就是真的了。

另外：张显宗的希特勒表演只在脑海里实现了，而唐文奇的表演才真正做到了有始有终。只可惜这个终会伴随一辈子，就像那只蜘蛛。逃不开的。

唐文奇究竟有没有杀人？

这是看完《正义回廊》后最大的困惑。

电影最成功的是通过优秀的剧本和表演，树立起正邪难分、模棱两可的复杂人物——片中的第二被告唐文奇。同时也造成了电影前后很强的割裂感，前期对于张显宗的人性黑暗的展示和探讨仿佛开庭不久即盖棺论定，焦点迅速转向唐文奇究竟是合谋主犯还是无辜胁从，唐文奇/麦沛东的出色表演征服了陪审团也征服了电影观众，但也同时留下另一个困惑，张显宗和唐文奇究竟关系如何，唐文奇为何卷入根本与他无任何利益关系的案件，两名被告的暗流涌动的关系本可以是电影更精彩的着力点。

如果前期加入更多唐文奇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更丰富地呈现唐文奇角色的沉潜到上浮、隐线变主线、小人物翻转大案件，也许电影改名《第二被告》更符合最后的观感。

但即便力有未逮，现在的《正义回廊》也足够精彩。

这部电影是何爵天首部长片，由《踏雪寻梅》的导演翁子光监制，主角杨伟伦、麦沛东名不见经传，这样的新人班底更可以抛弃浮躁，专心经营，《正义回廊》因为部分暴力情色镜头被评定为三级片，目前已经是香港影史三级片票房冠军，并且以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在内的16项提名领跑香港金像奖。

本片改编自2013年一宗轰动全香港的“逆子弑亲案”，张显宗联同室友唐文奇在唐文奇寓所杀害亲生父母，并且肢解蒸煮，人头藏在冰柜，肉块打碎抛弃。张显宗先是在媒体发布寻亲告示，很快又承认自己杀人，被捕入狱。电影的重点放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的各方对峙，法庭、律师、陪审团、警方、证人、记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场上激烈对峙，场下各怀心事。

张显宗为什么弑亲？父母的严厉，求学的不顺，国外受辱的创伤，炒股失败的经济压力，各方面都比他成功的哥哥的对比，电影都点到为止，同时用了很多亦真亦假的闪回片段呈现张显宗内心对希特勒的仰慕，一个失败的个体，一个高压的社会，悲剧的发生仿佛水到渠成。电影的重点也并不在此，张显宗的“恶”显然无需讨论。这一部分的呈现也比较常规。

一直被张显宗当做自己同谋共犯的唐文奇出场后，审讯开始峰回路转。

辩护律师表现精彩，成功挖掘出警方办案中的逼供嫌疑，精神病医师、唐文奇前女友等人对唐文奇精神状况的质疑，成功把唐文奇“塑造”成一个低智商、精神状况混乱、容易被人操控的形象，与张显宗留给民众的聪明冷静理性的冷酷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姐姐多次狱中探视，要求唐文奇配合，里应外合，姐姐在庭审现场的哭诉，不仅明显回避了律师的质问，还加深了姐弟俩相依为命的苦情形象，这段戏会让置身事外的观众突然意识到，所谓“弱者”的眼泪具有着强大的迷惑性和煽动力。唐文奇的表现更为精彩，与律师的对峙有来有往，完全树立了一个无辜的糊涂可怜虫形象。

九名随机抽选的陪审团成员出场时便有了《十二怒汉》的气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人，坐在一起决定他人的生死，这对他们的考验极为重大又极其“随意”。陪审团的争论显示了价值观的多元取向，对任何一件事都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电影展示争论多，妥协少，投票结果也比较顺利的产生。

张显宗有罪。唐文奇无罪。

此时的镜头逐一扫过，张显宗的气馁愤恨是真实的，唐文奇姐姐的喜极而泣是真实的，其他人都只是做完一份工而已。

导演何爵天认为这部电影想探讨的是法庭存在的意义，“法庭是一个寻找真相和正义的地方？还是一个表演舞台？控辩双方各以不同理据试图说服陪审团，以左右他们的最终决定。”

电影后半段频繁使用舞台剧的呈现方式，让被告、律师、陪审团回到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但时过境迁，“真相”早已不复存在，何为真，何为假，取决于如何表达。

唐文奇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低智商”，其中的悖论极为明显：能够如此详实准确富有情感地回顾案情并做出全部有利于自己的陈述，是“低智商”可以做到的吗？电影用了很多细节铺陈唐文奇的复杂性，前后不一的口供，与现实相悖的陈述细节，在案发现场重新发现的会计二级水平的试题，都在暗示一些可能性。然而也仅仅是可能性。

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到达。

但电影传达的现实可能比呈现的现实更灰暗。比起“正义究竟存不存在”，更严肃的问题是，“正义究竟重不重要”。除了被告本人，亲属、律师、法庭、陪审团、警察、记者、证人等等，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事实、关心真相、关心他们的生死？

亲人可能哀其不幸，也可能怒其不争；警察可能依法执法，也可能刑讯逼供；律师可能洗刷冤屈，也可能放任真凶；陪审团可能问心无愧，也可能重在参与；记者可能探秘寻真，也可能博位求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正义是否只对当事人有意义？

扩大一些，电影是在关注和探讨社会问题，但也是导演演员名利双收、跻身精英的捷径，冗余的暴力色情镜头是为了还原事件真相还是吸引观众眼球博取更高票房？

再扩大一些，观众观看电影，尤其是刺激性的限制级电影，是应该关注编导传达的社会议题，还是单纯享受感官愉悦满足猎奇心？

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部分，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累积起来的偏差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面貌。如果确有歪曲的可能，法律还值得信赖吗？执法机关还能保证真正的公平正义吗？

正义可以在非正义的情况下获得吗？只有纯粹的正义才是正义吗？

如果电影在内地上映，可以想象结局必然是唐文奇幡然醒悟、投案自首，或者警方发现新证据，绳之以法。这反应了大部分人朴素的愿景。但现实可能正如片名所示，追寻正义的路是一条漫长的回廊，柳暗花明，前途未卜。

片中律师谈及张显宗与父母的紧张关系时曾说：“管教这把尺，无论是长或短，软或硬，有个衡量的标准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爱，没有这个衡量标准作为基础的话，这把尺只会教出愤怒的下一代。”

放在香港电影里，这段台词滋味复杂。“爱”在影视作品中的“滥用”也到了陈词滥调的程度。

但依然要强调，因为远没有达到。

任何制度和规则的设计都应该是为人服务的。正义可能是面目朦胧的，绝对的正义可能是不存在的，不要迷信正义，不要迷信规则，用“人”和“爱”的尺度，观照世界。

灰暗的不是世界，而是观照世界的眼睛。

模糊的不是正义，而是衡量正义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