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开场方式着实有些特别,一场疫情“打”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而武汉,也由此成为备受世界关注的焦点。
别名“江城”的武汉,向来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不仅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更是洋溢着时尚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哪怕你从来都不曾去过武汉,但对于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相信你一定早有了解。
在最近热播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中,彭坦带着重组的达达乐队“杀”了回来。“大家好,我们是二十年前来自武汉的乐队”。这样的回忆杀开场,让我们重新想起,其实武汉还是很多乐迷心目中的“朋克之城”。
当彭坦再次唱响那首曾经写给武汉的《南方》,难免让人眼眶湿润。“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听似温暖的《南方》,却勾起很多内心的无奈与心酸,尤其是那些在武汉漂泊过的人们。
纵观华语影史,关于武汉的电影更是不胜枚举。娄烨的《浮城谜事》、王竞的《万箭穿心》、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霍建起的《生活秀》等等。而正是武汉这座充斥着市井气息的城市,给予了导演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
常年致力于纪录片创作的陈为军导演,也同样跟武汉有着独特的缘分。这次,他在武汉街头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生故事:从河南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王天成一家,已然在这座城市漂泊了十四年,靠摆地摊为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这便是即将于8月28日上映的、陈为军导演的新作《城市梦》。这部全新出炉的纪录片,以极近生猛的方式探讨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城管”问题。
何为城市梦?背井离乡的人们或许最有体会。离开了资源贫瘠的家乡,远赴拥有更多生存机会的大城市打拼。用一句经典的话说,大城市容不下身体,小城市容不下灵魂。
王天成一家人的出走,更多是为了讨生活。主人公王天成是位70岁的脑中风患者,妻子则身患癌症晚期,儿子又是没有右手的残疾人。而他们在这里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想让孙女萍萍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未来过上更好的人生。
然而,随着全国各地开展文明城市评比,市容市貌与地摊经济之间便激发出重重的矛盾。对于这样一个能力有限的特殊家庭而言,街头摆地摊无疑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存在却难免“脏”了街道,影响到市容市貌。而肩负整顿任务的武汉城管,则誓要将“地摊经济”清理干净。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就此展开。
早些年,关于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往往甚嚣尘上,扔东西、砸车,甚至大打出手,这类负面新闻想必大家也都有所耳闻。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城管和地摊商贩就像是“天敌”一般的存在。
而陈为军这部《城市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采用双线拍摄的方式,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看似身为“弱者”的小贩,同时也照顾到了看似身为“强者”的城管视角。在小贩与城管两种视角的反复切换中,我们也得以慢慢拼凑出故事背后的“真相”。
或许,这便是《城市梦》带给我们的思考所在。无论小贩还是城管,他们皆为这部纪录片的重要主角,他们都各自拥有“说话”的权利。至于彼此孰是孰非,以及他们在镜头前究竟流露出多少真实,又潜藏着多少“表演”的成分,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最终找到自己的答案。
回溯现实生活,我们难免会对城管的不文明执法心怀痛恨,但当你穿行在因随意摆摊而脏乱不堪的街道上时,或许也会心存反感。当然,我们深知摆地摊的人就是为了生存,但将心比心之下,也会理解城管也有他们的职责所在。看似“天敌”的他们,其实各有各的难处。
纵观这场发生在武汉鲁磨路上的小贩与城管之战,极尽拼耐心、拼道理、拼人性之能事。而陈为军的摄影机则宛如一双眼睛,将我们牵引到风波中心,客观地审视着这场闹剧背后的些许真相,同时也见证着城市社会中的众生相。
影片中,王天成一家借由路边的旧电话亭,扩展出水果摊和生活用品摊,占据了很大一块面积。可以说,王天成就是这条街上的商贩钉子户。而该街道的所有商贩也都标比着他们家,当城管对其他家商贩进行整治罚款时,就会有人说,你先把王天成一家整治了,再来整治我。
这一时间,王天成的摊铺便成了不服城管的典型;若不能“拔除”他们一家,似乎难以服众。于是,城管便集中火力展开攻势。而作为这个家的保护伞,王天成老人也使尽浑身解数。用他儿子的话来说,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守护着孩子们。城管们一批一批地来,最终却都被王天成老人一批一批地给“打”了回去。
陈为军的镜头如此生猛地记录了双方彼此角力的整个过程。碰上来游说的执法人员,老人就统统都骂走;看到有人来丈量占地面积,老人就上去抢走尺子;若是被开了罚单,他拿过来就是一张张撕掉。王天成始终用自己的“狠”办法,保护着这个家庭的基本生存。
而城管这边,则就此成立了专案小组,甚至开大会讨论,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他们开始上演无间道戏码,找专员偷偷记录王天成一家的日常成交流水,分析他们家的收入情况。他们还每天换人前来游说、拍照、录像。可见,陈为军镜头前的城管形象,彰显出一种与我们以往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样貌。正如制片人所言,或许这正是武汉城管试图打破固有偏见的方式。
而老人王天成则永远冲在前面,总是一副“动我摊位,就是毁我人生”的架势,与“敌人”展开斡旋。他运用“敌动我也动”的战术,撒泼、哭喊、动手,不允许城管执法人员靠近半步;甚至发出了“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的深切呐喊。
你说老人“倚老卖老”,但他确实是生活不易;你说城管不近人情,但这恰恰是他们的职责。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最终让双方都筋疲力尽,也终于迎来影片中最令人印象至深的“高潮戏”:城管组织了数十名人员,手持警棍和盾牌,将接近崩溃的王天成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相信很多观众的心都会被揪住。而这正是陈为军心目中的纪录片价值所在,也是他常年关注小人物如何在社会浪潮中得以生存的创作直觉。他以最真实、最直击的方式正视着这场似乎难以解决的冲突,并对冲突背后的“真相”孜孜以求。镜头中的那一刻,或许老人的张力变得更足了,又或许城管的气焰下降了几分,但唯独镜头下的困境却没有办法隐藏。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化解这场闹剧吗?在这场命运交织的“城市梦”中,有人寻求活路,有人苦于管理,有人耽于未来,他们的愿景其实都是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能够和谐共进。而大城市的兼容并包,也有幸在影片中得以展现。王天成一家最终搬进了一个正规的贩售点,武汉也终于成功拿到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
梦境分好梦,也分噩梦;生活有好事,也有坏事。影片《城市梦》所记录的,正是一场有好有坏的梦;而发生在城市里的事,同样有好有坏,正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人生。
回看《城市梦》这个片名,我们或许才会恍然。这场“梦”所记录的,已然不仅仅只是王天成这样的外乡人的融入与挣扎,同时也是城市管理者在面对“疑难杂症”时的权衡利弊。而他们共同的信念,都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这个“梦”。
陈为军导演作为这场“梦”的见证者,则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让我们更加体悟到了“城市梦”之于这个时代的深层意义。倘若你曾看过陈为军导演以前的纪录片,相信你一定不会对此感到陌生。他总是用自己独特的眼光,记录着这个世界的反面,同时又努力守护着希望。
比如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比如同样拍摄于湖北的关注教育问题的《出路》,再比如记录新生命诞生残酷现场的《生门》等等,都是记录着平凡人的不平凡的生活。而今年这部新作《城市梦》,也依然致力于将真实残酷的生活点滴记录在“案”,同时又为未来留下一线光亮。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老人王天成用余生所有的力量,为他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为的就是能让孙女有更好的未来。你说他无赖,你说他为老不尊,但他的内心又有谁能真的看到呢?如果没有陈为军导演的这部纪录片,或许老人对抗“世界”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只可能淹没于一群键盘侠们无情的口水;但记录的力量正在于,他让生命有了尊严的火光。
回望这场沸沸扬扬的“闹剧”,或许最能让人感受到希望所在的就是王天成的孙女萍萍。她乐观好学,成绩优异,也是老人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支柱。每当说起孙女的时候,老人的眼睛都会放光。而孙女的笑,也是这部纪录片里最美的瞬间;她让我们相信,这一场城市的梦终究会有最好的归宿,而萍萍也一定会最终美梦成真。
作者| 皮皮丘;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载于公众号“影探”
作者本人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你有多久没在国产片里看到这样的画面了:
一个年过七十的赤膊老汉,毫不客气地扇了城管队长一巴掌,嘴里还骂骂咧咧,鱼死网破誓不罢休。
这段影像来自于不久前上映的国产纪录片——《城市梦》。
《生门》导演陈为军“六年磨一剑”,再度拍出了一部震慑心灵的纪录佳作。
它对困扰我国已久的“城管执法”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
尺度之大,更是令人咋舌不已——
《城市梦》
2014年,武汉夏天的某个清晨。
洪山区城管人员李忠于,正在例行对街道进行整顿。
一会儿让这边收收摊,一会儿给那边罚罚款,面对商家的回怼也毫不客气,始终在强调着“依法办事”。
李忠于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家规模颇大的地摊商贩身旁。
这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汉,操着一嘴河南口音,坐在马扎上,袒胸露乳,眯着眼睛扇蒲扇。
没想到,一向表情严肃的李忠于,却对着老汉笑着寒暄起来:
“王爹爹,我们在工作呢。”
“噢噢,你们在工作,那该咋办咋办。”老汉笑着回道。
得到了老汉的“许可”,李忠于松了口气,拿出通知单来写写画画。
就在这时,气氛开始不对了。
老汉起身,虽然还是笑着,但嘴里开始嘟囔些阴阳怪气的话:
“啊呀,我得了脑梗塞了,鉴定书都在家里摆着……”
“这单子还是不下为好……”
“我今年七十了,活不了几天了,接了单子我这辈子也完了……”
他随着说,李忠于随着应和,手里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老汉见状,越来越激动,激烈的言辞吸引了周遭路人的注意。
一名路人过来好言相劝:
“王爹爹,有话好好说,他有他的职责,你们慢点解决……”
老汉听罢,发出一声怒吼:
“我管他**职责,老子要吃饭!”
说罢,直接冲上前去,一把撕毁通知单,并对着李忠于破口大骂。
李忠于无奈,只得识趣地走开了。
从他的反应上看,李忠于与老汉,恐怕也是老相识了。
没错,这位王爹爹,正是整个洪山区,最难拔掉的地摊钉子户。
王爹爹本名王天成,14年前从河南乡下举家迁到武汉,平日就靠地摊维持生计。
他们以一座废弃报亭为据点,儿子和儿媳在一旁卖卖水果,而王天成和老伴则在另一边卖卖日用杂货。
2014年,武汉市正在创建国家文明城市。
而王天成所在的街道,正要被改成珠宝一条街,容不得地摊的存在。
正因如此,洪山区城管绞尽脑汁,必须尽快拔掉王天成这个钉子。
但李忠于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几乎洪山区每一个城管,都受过王天成的骂,甚至挨过王天成的打。
城管中队的胡队长实在没有办法,特地就此事请教了局长。
局长出主意说,咱们现在的政策是“疏导结合”,不光要管理,更要顾及到具体商贩的困难情况。
“你找个人去记账,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如果赚的确实少,那么作为贫困户,咱们想办法照顾;如果赚的多,有资本入室经营,那么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胡队长回去后,特地派了个办事员照做了。
没想到,记账员被王天成逮个正着,又是一通臭骂+拳脚的招呼。
尚不解气的王天成,居然特地闯进了城管局,开始了三小时的“舌战群儒”。
一会儿说执法者故意栽赃,只为受贿;一会儿说自己年老体衰,要死要活。
等到城管人员刚要论理解释,王天成又迅速摆出另一幅态度:
不听不听,城管念经。
城管人员实在没了办法——既然明了不行,咱就玩暗的。
于是,胡队长特地派了个新队员,伪装成技术学校招生员,埋伏在一旁偷偷记账,终于摸清了王天成一家的收入。
没想到,竟还吓了一跳: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三千块钱,居然还在卖惨摆摊?
看来,必须要来硬的了。
谁知,哪怕有了底气,吃的闭门羹还是不少。
测量占道面积时,被王天成一把抢过量尺,砸在地上摔成粉碎。
城管见状,就挑了个清晨偷偷去量。
王天成知晓后,便又在马路中间举牌示威,胡队长前来劝阻,却上来就挨了一巴掌。
事情闹到现在,早已是剑拔弩张。
于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
城管局集体跑去给王天成下达通知单,限他在规定期限内搬离。
为了防止王天成再次动手,几个年轻小伙子,还用玻璃盾牌把他围了起来,动弹不得……
一番周折后,通知单终于下达。
不过,面对着是否搬离的问题,王天成一家还是陷入了犹豫。
与此同时,城管也在绞尽脑汁,商议着各种最坏的打算……
这就是《城市梦》前半段的内容。
接下来的篇幅,依然是城管与王天成一家的斗法。
虽说是纪录片,但节奏张弛有度,酣畅淋漓,令人欲罢不能。
那么,这件事到底能怎样解决?
而王天成一家,又为何会成为难啃的骨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本片的幕后。
本片的导演名叫陈为军。
或许在大众心中,这个名字尚属冷门。
但在中国纪录片界,他可是佳作等身的佼佼者。
他的作品,豆瓣评分均高居8分以上。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可贵在于,他能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去反映社会问题。
《好死不如赖活着》将“艾滋病村”这一敏感而恐怖的话题呈现了出来,去体现底层背后的苦难。
最著名的9.5高分神作《生门》,更是聚焦于妇产科医院的众生相,去直面生死背后的故事。
他的选题,总是犀利尖锐,内容上又不乏深深的思考。
可不幸的是,陈为军近年被查出了肝癌晚期,最近这部《城市梦》也被迫成了他的“封山之作”。
八月底,本片得以在院线公映。
但由于纪录片太过小众,导致无人问津,院线一日游后便草草下映。
虽说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话题热度,但《城市梦》的尺度却一点也不小。
它瞄准了中国城市发展长久以来的敏感话题——
城管与摊贩的矛盾。
一直以来,“城管”都是被污名化的职业,而围绕着城管摊贩所发生的故事,也长期被噤声。
但其实,本片也借李忠于之口,一语道破:
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
一方为了城市建设,不惜挤压摊贩的生存空间;
一方为了生存下去,也不惜铤而走险。
都不容易。
故而,导演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却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只做公平客观的呈现。
前文提到,为了调查王天成一家的实际收入,城管队长不得不派人卧底在王天成一旁,偷偷记账。
这件事,摄制组是一定知晓的。
但从头到尾,他们也并没有干预到整件事当中。
甚至在拍摄过程中,还偷偷利用构图,将敌对双方包在一起。
纪录片的一大铁律,就是从不诱导、干预被摄物,陈为军深谙此道。
可除了记录事件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本片也一点没落下。
本片对敌对双方的拍摄上分工明确:
城管负责事件推进,王天成一家则负责人物塑造。
本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莫过于暴躁老汉王天成。
在城管面前,他是一把撒泼好手。
王天成非常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赖做派。
表面不过脑子,实则精打细算。
因为这样做,虽然丢了面子,但赔不了物质。
当众撒泼,既可以让整件事僵持下去,能拖一天是一天;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兴许还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何乐而不为呢?
更重要的是,自己闹的越大,上面特殊照顾的可能性就越多,兴许还会有谈判的余地。
事实发展也证明了,王天成是对的。
有舍才有得,一切都是为了利益的最大化。
这正是多年游走于底层的王天成,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之道。
正如某天晚上,他面对镜头时所说:
“我的策略,就是一手打一手谈。”
“我不打,就在武汉待不了十四年;我不谈,就在武汉生存不了十四年。”
很多时候,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不过,王天成真的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冷血动物吗?
并不是。
面对家人的时候,他不乏体贴和温情。
老伴得了癌症,身体不好,王天成每天骑车回去煎药,再带回地摊给老伴喝。
药送到了,还不忘了体贴地叮嘱道:
“这药怕凉了,你掺点热水再喝。”
摊子到了晚上,总会有小毛贼试图偷鸡摸狗。
为了防止他人盗窃,王天成的儿子索性就睡在摊子里。
傍晚,王天成抱起一只小狗,说:
“我儿子一个人睡,你去跟他做个伴吧。”
说罢,就将小狗放在了儿子枕前。
作为生意人,王天成也并不是奸商。
他的货有口皆碑,服务态度也不错,偶尔还能便宜一些,故而熟客盈门。
采访中,不少客人都表示,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这正是王天成的复杂之处——
面对城管,他是块揭不下来的牛皮癣;
但面对其他人时,他又是个有趣、体贴的老头。
但是,为什么唯独遇到城管时的王天成,会如此极端且激进?
这就要说到本片的内核——
总说陈为军会通过具体事件以小见大,反映社会问题。
那么本片要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本片开头的那行字幕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骤增了40%。
四十年间,近8亿人从农村涌向城市。
王天成一家,正是一群涌向城市的农村人。
本片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支线,是关于王天成的孙女,当年还在上初中的王展萍。
王展萍出生的日子,正巧与王家来到武汉的年月同步。
十四年来,她从没回过自己的河南老家。
而通过口音就能听出来,王展萍已与武汉人无异。
正如片中城管局长所说:
王天成一代和儿子一代,或许还是个农村人,但孙女却已经是个武汉人了。
王展萍在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念书,数学尤其好,是块读书的料。
正因如此,王天成也迫切希望孙女能够考出成绩,就此改变命运。
但本片的事件发生时,王展萍才读初二,尚没有参加中考。
一旦被迫回到河南老家,面临的也将是学业的迁移。
而乡下老家的教学条件,远比不了武汉,更比不了地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
有段时间,王天成的儿子曾经设想过谈判的条件,那就是平稳渡过王展萍中考前的时间,至少在未来一年不拆。
没办法,一切为了孩子。
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局长劝到了点上:
摆摊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让你们入室经营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扎个根,给孩子一个“名分”。
其实,面对着日益发达的城市文明,回不去乡下的,又何止王展萍?
片名《城市梦》,实际可以有多种解读。
从王天成一家的视角看,所谓“城市梦”,是指王家用尽毕生心血,试图立足于城市的梦想。
片中,摄制组曾跟随王天成儿子儿媳回了趟河南老家,却发现破败的土坯房,已经与鬼屋无异。
十四年没有回来,这个家,还能是家吗?
没法在城市扎根,却也没法回到曾经的故乡,这样的尴尬处境,正是当今许多“城市农村人”的真实写照。
未来会是怎样的?他们也不知道,却也只能一路向前。
没错,或许王天成的确赚的不少,但再多的钱,也抚平不了他心中的不安。
他只能继续省,继续赚,尽可能攥着更多的钱,毕竟那才是立足城市的安全感来源。
至于心愿,也正如王天成所说: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可我就要埋在武汉。”
农村进城“谋生难”,相应的,则是各地政府“管理难”。
这就要牵扯到“城市梦”的又一种解读——
从大局观上看,“城市梦”指的是城市继续发展建设的崛起之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领先的超级经济体。
但时代面前,却也有着这样一群跟不上节拍的人——
他们尴尬的卡在大国与小家之间,高不成低不就:
允许摆摊,会影响市容市貌,破坏城市建设;
不允许摆摊,也没有更好的谋生渠道去解决生计问题。
这是城市建设的一块烫手山芋,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部纪录片,本片极好的收纳了这一经典案例,供社会参考、观摩与研究。
而作为本片呈现的重点,希望“城乡矛盾”的难题,会随着我国的飞速发展,被渐渐稀释掉。
为此,笔者也有个美好的愿景:
如果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到这部电影,反而会惊呼,会诧异,会不理解。
那时的他们,只觉猎奇,却已不再共情。
(完)
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城市梦》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这可能是我今年看到的最好笑的喜剧片,还是笑中带泪的那种。
观影过程中,影院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观众们的笑点大都集中在70多岁的王爹爹王天成身上。
故事发生在2014年,老家河南的他来武汉十四年了,为了养活一家子老弱病残,他以政府照顾残疾人给他经营的一个街边报刊亭为据点,一点点地将“家族生意”扩张成了集水果摊、服装摊、零碎日用品小摊为一体的,长6米、宽四米的占道经营托拉斯。
故事的所有矛盾冲突,就围绕着王家要保卫小摊来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城管要清理违章占道经营的无照商贩的矛盾来展开。
王爹爹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城管斗智斗勇。
他嬉笑怒骂、出口成章的风采让多少读书人都自愧不如,我反复思考如果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哪个老戏骨能演出他的感觉,竟然无果。
也许黄渤再过20年能演出他身上那股劲儿来。
受过教育的他说话中气十足,片中又一次和城管冲突之后,转身就拆开几个水果箱,铺在车辆川流不息的马路中间开始写他的状子,“我控诉!”
他自有一套严密的行为逻辑和处世哲学,喊出的口号和模仿斯大林叼烟斗的样子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气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看来是深受毛时代的影响,而认为“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种想法,又显然继承了自古以来的民间传统思想。
所以他时而对着城管队长下跪求情,时而背诵宪法捍卫自己经营的合法性,时而撒泼追打城管队员、对他们吐口水……
时而又躺倒在地控诉城管欺负他们一家子:“他们城管欺负我是个脑梗,我老伴儿是个癌症,我儿子是个残疾!我儿子为改革开放没了右手!”
就像有钱人无论东西方的神佛都一样拜,王爹爹那套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价值观念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你很难说他信仰什么,你能肯定的,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着他在长久的底层生活中,锻炼出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王爹爹是个天生的演员——他天生知道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无论是鲁磨路上的路人,还是影院里的观众,都被他的活力给震住了。
看过陈为军导演上一部作品《生门》的观众,应该都对那种冷峻、真实到让女性感到恐惧的风格记忆犹新,所以冷不丁看到《城市梦》这种带点底层生活喜剧的风格,还挺令人感到意外的。
不变的,是陈为军导演镜头下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
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但让人感到非常熟悉,他们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到的、却往往没有真的去“看”的那些人。
观影之前看到剧情简介,脑补出的“钉子户”和“城管”的对抗,自然是脸谱化,非黑即白的。
纪录片的妙处就在于此,它告诉你,真实的生活,往往比你想象中更复杂。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与错,有的只是广阔而模糊的灰色地带。
陈为军导演在影片开场之前的VCR里就说,他不想对影片中的人物做任何评价,他想说的一切,都用客观中立的镜头记录下来了,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三观,做出只属于自己的判断。
真实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王爹爹一家,保护水果摊的时候像是不折不扣的刁民,回到家一家几口在漆黑油腻的出租房里吃饭、询问孙女王展萍学习成绩的时候,王爹爹颤颤巍巍地端着熬好的中药送去给老伴儿喝的时候,观众又会发现,他们只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他们舍得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城市梦”自食其力,就像大城市里每一个在打拼的人一样。
儿子说起父亲的“不讲理”,无奈着带着一点点骄傲:“我父亲就像老母鸡一样,张开羽翼把我们一大家子人护在身下,我们就像是被老母鸡护着的小鸡,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十四年早就在武汉过不下去了,早就被鹰叼走了。”
而印象中强势蛮横的城管们,在气势十足的王爹爹面前,反倒像是十足的弱势群体,他们不止一个人被王爹爹打骂过,衣服被扯开了、胸脯上都是抓痕,他们从不反抗,“他(王爹爹)就是激我们动手,我们一动手就完了”。
所以片中出现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城管们斗智斗勇好不容易偷偷地给王家的违章建筑测量了面积,“卧底”盯梢的队员发现王爹爹气冲冲地骑车走了,赶忙通知队里,队里留守的队员吓得跑去关大门,然后进入一级警备状态:“王爹爹可能要来啦!”
双方强弱颠倒,好一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
而《城市梦》这个片名,在双方的斗争中方显露出真意。
王家的“城市梦”是想要在这个大城市扎下根来,让家里的第三代好好上学成为城里人,王爹爹对着镜头说:“你别看我好像和城管闹的很不愉快似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武汉,我死都想死在武汉,不回去了。”
城管的“城市梦”,也是武汉的“城市梦”,近的是要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让街道这些硬件设施整洁卫生,井井有条,而远的是要让更多像王家这样的外乡人,在武汉站住脚跟,实现他们的城市梦,这才是城市发展的软件。
而文明执法,也就成为了武汉想要实现“城市梦”所必须要做到的软件。
正是因为这点要求,城管手握权力,却更不能滥用。
城管执法队员李忠于大概是镜头里挨王老爷子打最多的人,他无奈地背对镜头说:“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不是国家机器与平民百姓的对垒,更像是两类“弱者”在碰撞中研究如何共存的哲学,怎么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以前常说,底层社会是个互害性的社会,任何稍微有点权力或者力量的人,都把刀挥向更弱者。
一开始王家和城管的激烈冲突,也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信任和不了解,王爹爹觉得城管是因为没有收到“保护费”所以故意为难他们,城管是认为王家无证经营连房租成本都没有,应该每月收入颇丰,一直不舍得搬就是在“扮猪吃老虎”,用弱势群体的身份当挡箭牌。
城管队员们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帮王家找好了新的地点帮他们摆摊,他们就是不同意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占道的违章建筑总有一天是要被拆除的吗?
王爹爹头一梗,执拗地说:“我们穷人想不了那么长远的事,我们过一天算一天。”
王爹爹拒绝城管给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一来是因为他对公职人员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和怀疑论在作祟,二来是典型的穷人心态。
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
书中的很多理论,在王家人身上都得到了印证,例如穷人往往会拒绝为预防性的药物付钱,往往会拖到病症加重,才花更多的钱去治病,王天成和老伴儿的病,都是拖延造成的。
还有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王爹爹坚决不肯搬,是因为他未经考证就认为其他地方都不如他现在占据的位置好,就算别的位置好,也需要花上半年时间去培养老客户,他不想未来如何,只考虑可能会有半年时间收入减少。
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而且拒绝改变。
但是王家的第二代想法已经有所不同,23岁就在工厂里因为冲压机失去一只右手的儿子王兆阳和儿媳,都意识到武汉要发展,他们是不可能不改变的。
话少的儿媳主意却很坚定:“如果我们真的摆不了摊了,我去广东打工也是一样的,我们萍萍以后一定要留在城市里生活,不要回老家去了。”
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未来,计划中的未来,女儿要争取考个好大学,然后找个门当户对踏实肯干的小伙儿结婚,“我们不想高攀有钱人,比我们有钱太多的女儿结婚了也不自在不幸福。”
城管队长年纪和王兆阳相仿,家里也有个女儿,谈到共同的话题,双方终于心平气和起来,双方的城市梦,终于有了交汇的方向。
在我看来,片中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与其说是公权力的大获全胜,不如说是人性的胜利,脱下双方的社会属性,我们都是普通的、渴望美好生活的一个一个人,回到人的身份,我们才有了互相理解和体谅的可能。
只有所有人把人当人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真正的城市梦,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城管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地这部影片。其实很早我就对这部影片有兴趣,奈何排片太少未能成行,单位给我这次特殊的观影机会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也是对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职业,和我喜欢的导演的尊重。
「关于真实性」
看到一些短评认为这是一部城管宣传片,充满主旋律,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所熟悉的城管执法日常早就不是那些打砸抢了,我不否认曾经有,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所以片中展现的执法方式真的只是常态。其次,我真的不觉得片中的执法手段高明到要用演的,细看就会发现,中间也暴露出城管工作中的很多问题,不完美正好就是真实。我们有需要改进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
「同床异梦的人」
其实我觉得片中最有意思最值得琢磨的人是王天成老爷子。他在片中的种种语言表达让我感到他不是个普通农民。虽然经常情绪激动疯疯癫癫,但是他总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语句和用词,这让我对老爷子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猜应该以前也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还有他的儿子,字很漂亮,写表态信也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我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王天成老爷子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他说他死都不回去,死也要死在武汉。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所以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女能够嫁给一个武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最终确认他们武汉人的身份。城市里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又明确的身份认同,于是变得焦虑,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王天成。可是眼下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佳策略呢?户口制度被逐渐消解掉的意义,新的替代方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才是矛盾的源头。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作品很特殊。它是一部曾经上过院线的“小片”,小到人们在那个被《八佰》《信条》《花木兰》等“大片”刷屏的九月份轻而易举地忽视了它,就像一块石子投入大海,没有泛起任何水花。
但它又是一部沉重的影片,以渺小的身躯承载着生死的交汇,串联起人们对于2020年、以及整个后千禧年时代的“灾难记忆”。
在“打工人”概念兴起的当下,我想大家可以看看这部影片,从一个并不那么直接的角度了解一种“另类”“打工人”的生活。
这部作品就是《城市梦》,一部讲述小贩与城管的冲突的纪录电影。
《城市梦》拍摄于2014年,拍摄周期前前后后长达一年,积累了600小时的素材,剪辑两年,
又(因为我们能猜到的一些原因)历经数年才拿到龙标,等到它终于登上内地的大银幕时,已然是2020年的暑期,距离开拍已经六年。
《城市梦》的导演,内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为军,他于2016年的聚焦女性生育问题的作品《生门》,曾引起影迷群体的广泛关注。
然而《生门》中女性面临的“生死劫”也同样降临在了陈为军的头顶:他被查出肝癌晚期,二十年的创作之路亦将随之结束。
于是,《城市梦》成为了陈为军的“告别之作”,这为这部经历坎坷的电影更添一份沉重。
更为沉重的是,《城市梦》中的“城市”指的不是别处,正是今年笼罩在瘟疫阴影中的武汉市,这使得此片的成功上映有了别样的意义。
当然,《城市梦》的内容与疫情无关。它并不指向一次突如其来的、人人自危的灾难,而是朴实地复现了一个日常的生活情境,但这一情境所蕴涵的危机却同样是灾难性的。
故事相当简单:七十多岁的老人王天成与儿子王兆阳一家人在路边违规摆摊以维持生计,武汉市城管为了推进城市开发而欲将其取缔,针对这一矛盾,双方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是再普遍不过的城市生活图景,“城管暴力执法”也不止一次引起年度话题,成为根深蒂固的职业刻板印象。
事实上,《城市梦》的创作正起源于这样的刻板印象——2014年,《城市梦》获武汉市城管局的拍摄许可的那一年,正是大量有关城管的负面风波席卷的一年。
这正是《城市梦》的特殊之处。它既然在武汉市城管局的批准之下完成创作,那么必然会避免描绘城管的负面形象。
自然,《城市梦》不可能坚定地站在小贩的利益一边,进行达内、肯·洛奇式的现实主义底层控诉,因为任何“攻击”的苗头都是必须被掐灭的。
这与多数观众的预期相违背,于是,《城市梦》也被一些人指责为“城管宣传片”。
对于这一点,制片人戴年文回应称,这是一部标准的纪录片,在一年的拍摄阶段,与城管局签好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最终呈现出的影像也是客观真实的。
或许正因如此,至少在笔者看来,《城市梦》并没有沦为一个审查制度下的牺牲品,充斥着虚张声势的美化和作秀。
从各种意义上而言,《城市梦》履行了其作为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制片团队尽最大可能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小贩与城管从冲突至和解的全部过程。
摄影机时而跟随城管们走入城管局的办公室,时而深入王天成、王兆阳的家庭生活,不加评判地模拟出两方阵营的视角,为各自的立场留下存在的空间。
从这一角度而言,《城市梦》很好地在审查大方向的限制之下做到了客观、公正、冷静与真实。
对于这样的特点,一些观众并不领情,而是倾向于指责此片的客观性实际上是“立场模糊”、“挖掘不深”的体现,这在笔者看来有一定道理,但不必过度计较。
的确,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城市梦》,其主题都仅限于反映小民疾苦和基层公务员的辛劳;
当公民利益与法律规范、个人诉求与集体进步产生冲突时,电影只是以一个失真的美好大团圆掩盖了一切。
对于问题的症结,电影不想、亦不敢触碰,更遑论提出任何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当下纪录片创作环境中迈不过的坎,是观众和电影人都必须做的妥协。
但《城市梦》另辟蹊径,将它的看点转移至别的方向。
小贩与城管的对抗阵营,虽然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但若考察这一阵营设置在影片中的功能,则可以实际将其视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概念化的情境,从此,电影展开了一系列的群像塑造和双线叙事。
这其实是剧情片中常用的手段,因此《城市梦》中的人物们更像是剧情片的剧本中激发戏剧张力的一组组道具,而不是镜头下的某种研究对象,“纪录性”被“戏剧性”所取代,成为电影的主要动力。
这样的本末置换是好是坏,尚无法评说,但它却给《城市梦》带来了一般的剧情片都无法企及的精彩程度,许多观众看完后大呼“剧情片都弱爆了!”
由此看来,《城市梦》的内容素材之所以有着天然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着一套剧情片的运作机制。
但即便如此,《城市梦》也不可能被归类为剧情片,它仍然保持着纪录片的本质。
换言之,摄影机对准的人物,都是真实生活中的血肉之躯,而非由演员表演和角色设定组合而成的“人物”,也绝不是创作者可以随意调用的提线木偶。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其一,纪录片是否道德?
众所周知,因为纪录片的内容理论上不包含任何扮演,因此任何过分的描绘都会加强它的剥削属性。《城市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此类争议。
如,王兆阳在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时因为一次工厂事故而失去了一只手。
在影片中,镜头多次对准王兆阳残疾的手,试图通过凝视手上的伤疤来展示苦难、以获取观众的同情。
这其实一种非常剥削的做法,它是有效的,却是廉价的、毫无尊重的,应当予以避免。
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剥削内容,《城市梦》中也存在另一些有刻意煽情嫌疑的段落,以及一些说教的台词。
其二,纪录片是否真实?
我们在《城市梦》中看到的高强度的戏剧张力,是否完全是真实的生活?
即使创作者本身并无欺骗观众之意,但“纪录片”本身的属性还是可能导致“非真”的产生。众所周知,不同于剧情片,对于纪录片中的人物而言,摄影机是时时刻刻在场的、可以被看见、感知的。
摄影机必然会参与它所记录的事件,影响和干扰事件的发生,因此完全客观的记录是绝无可能的。
如,许多人在镜头面前会萌生出本能的表演欲,在《城市梦》中,王天成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丰富而夸张的肢体动作、语言和表情为电影增添了许多活力和幽默感,
但这些是原始的反应、还是面对观众的表演呢?影片中展现出的城管的耐心和优良作风,是否也有故意而为的成分呢?
继续往下深究,观众所面临的必然是无尽的猜疑链。我们绝无可能得知事件的本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经过摄影机和剪辑的权力赋予了意义之后的影像。
与其试图追根溯源,不如来重新审视一下创作者想要赋予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难道只是市民城管一家亲的核心价值观吗?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所说的,这是一部“沉重”的影片。
沉重在它上映之路的艰巨,沉重在它是陈为军的“告别之作”,但更沉重在它讲述的不只是普遍意义上的百姓苦难,而是有特定地域限制的——
这一限制就写在《城市梦》的标题中:
“城市”。
城市对于一些常住民而言,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对于王天成和王兆阳这样举家迁徙的乡民而言,是一个梦想实现的地方。
因为城市,他们获得了生存的机会、权利和尊严。王天成虽然是个老顽固,但他的思想却很“先进”。
“落叶归根”的传统伦理在他眼中抵不过他“在武汉十四年”的感情,他和王兆阳在电影中都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回家”。
因此,他们宁肯触犯法律,与城管局不断纠纷,也不愿放弃赖以生计的摆摊,因为摆摊使他们成为武汉市的一部分。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电影给出了美好的结局,但事实却是沉重的。或许真的只有在摄影机严密的监督之下,城管局的领导们才能为王天成一家提供如此大的帮助,而现实生活中,在观众视线之外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太多因为城市建设而的底层人民们。
王天成一家要生存的权利,武汉市要发展的权利,二者的矛盾并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被轻易调和,它的解决常常伴随着弱势一方的被驱逐。
这就是集体与个人的终极矛盾,它存在于每个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度之中,面临这样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权衡?
对于《城市梦》,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站在王天成这一边,这是电影的感染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呢?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这是《城市梦》中一位城管所说的一句话,想必已然深深刻在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面对庞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机器,每个人都是弱者,而本应来帮助我们的各种政策,却又常常像影片中的“背诵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那样充满形式主义,甚至反过来成为百姓头上的大山。
《城市梦》并不是一次正能量的输出,也不是一次梦的承诺,观众需要透过表面的光明看清背后的黑暗。
毕竟,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一生都无法与《城市梦》的主角们“割席”,不论是小贩,还是城管——都是“打工人”,他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
“很多人说,我们在替城管洗白,我们也不辩解,为什么?我一个干纪录片的,我还怕你说我为谁洗白吗?”
“就跟这次给我们很多打一星的,那可能是他们痛恨城管。”
“一些平台的洗脑更可怕、更恐怖。他能把人洗成傻子,甚至咱们讲句难听的话,他能把人洗成猪。”
城管与小贩,体制与平民,二者对抗,屡见不见。
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城市梦》中,讲述了占道经营的钉子户王天成一家跟城管斗智斗勇的故事。
这事可太颠覆性了!
城管把王天成一家当钉子户,王天成骂城管都是苍蝇。
你以为城管打人了,暴力执法了,结果城管被扇巴掌了 。
而且城管只能忍着,还不了手。
你以为城管肯定动用暴力手段拔掉这颗钉子,结果人家取证调研,态度良好,还积极解决问题。 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二者的立场全然不同,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两方扭结在一块挣扎。
底层弱者?泼皮刁民?还是权势之人?好公仆?
到头来,都不重要!
强硬的生活面前,大家都是弱者。
正如片中城管说小贩的那句话:“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第一导演(ID:diyidy)专程跑了一趟《城市梦》制片人、出品人戴年文的办公室。
他此前制作过聚焦妇产科生育的纪录片《生门》,现在制作了《城市梦》,未来要推出一部关于公安的纪录片。
在办公室,他喝着茶抽着烟,从《城市梦》这个片子,进而延伸到纪录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以及年轻人怎么看世界这样的问题。
在他的口中,当下诸多平台的大数据精准推送,其实是一种资本家的洗脑。
他做纪录片,从真实小人物切开社会的诸多问题,又回归小人物鲜活的生命。
这样一种创作理念和思路,正是与当下获取信息单一化、扁平化时代做出的对抗。
话不多说,看看戴年文与外界的对抗!
第一导演:大家以前经常在新闻看到的城管暴力执法,但这个纪录片呈现了城管的另一面。
戴年文:你对城管的了解也来自于新闻,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少见,或者觉得它能成为一个新闻爆点。
爆点就是城管打人,如果你只要上街,城管就打人,它绝不是一个新闻事件。
所谓刻板印象,就是人们想象当中这些新闻带来的,城管天天打人,在街上跟黑社会一样。
我们拍了一年,他没有这么干,那你说是我拍的是对的,还是新闻里边是对的?
我们决不质疑新闻事件。社会是复杂多变的,眼不见不为实,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但回过头来再讲,眼不见也不一定就不真实。
这些城管也都是人家的孩子,也都是孩子的父母,他怎么就变成凶神恶煞一般,所以人有另一面。但是在工作中,没有哪条条令给他写的,城管出去就是打人。可能他们有强行没收的权利,在没收过程当中难免发生冲突。
纪录片就是告诉你,我们在拍之前,并不知道他们工作是不是天天打人,如果拍到打人不也挺好。但是拍到打人,我更想知道他为什么打人,仅此而已。
那么老王打人,如果说只截取一段老王打人,咱们是不是对老王深恶痛绝,你占道经营还打城管。
但是仔细地看看,他表现得反抗越强烈,他护犊子的心情也越强烈,你可能就心生了一点同情。
城管去管你是对的,但城管在发生口角之后追着打你,他就违法了,你是属于自卫。
所以任何事情都要尽量看全面,再来分析这件事情的对错,而且对错也分很多层面。我们叫情、理、法,合情不一定合法,合理不一定合情。
所以当时王天成儿子看完电影后,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看到了我爹。
作为儿子来讲,更多的是看到爹保护我。那问小孙女,说你看这个想什么,小孙女就说我想我奶奶了。
这就是人,别想象。如果你是当事人,在片中看到我爹,想我奶奶了,这叫人话。这才是人,人性就在这了。
对纪录片,其实说制度也好,说矛盾也好,说底层老百姓的艰辛也好,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个切口,切开之后更想看到的是鲜活的人。
鲜活的人表现出的人性,是我更想让所有人看到的,这是我们这个团队创作的基本原理、基本想法。不是想让你去看社会制度,那是让政府看的。
第一导演:这次受到最大的争议也在城管这?
戴年文:这次很多人说,我们在替城管洗白,我们也不辩解,为什么?我一个干纪录片的,我还怕你说我为谁洗白吗?
如果我是个律师,我还怕你说那站着的是个罪犯,我当然知道他是个罪犯,但是我来说的是他应有的权利。
就跟这次给我们很多打一星的,那可能是他们痛恨城管。
咱说句实话,我之所以牛逼,我就是我敢拍,我也敢说,我拍到什么,我就会出什么。
我并不会说你有刻板印象,我就顺着你来,如果城管没打人,我就不拍。如果城管打了人,那就赶快拍吧,赶快演出来,这有啥意思。
我也不会刻意地说城管不打人,就是拍到什么是什么。
这就是我跟了一年看到的城管,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这个老人也是你们眼中的地痞无赖,但是我也让你看这样一个你心中的泼皮无赖到底怎样。
咱别给别人轻易贴标签,人性是复杂的,表现也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
以后看事情,轻易不要发表议论,这是很好的。多动脑子,独立思考,消息来源更多一点,多听听多看看,你所有的结论都来自于你不了解。
现在有了一些新闻APP、短视频APP之后,信息就更对等不了。平台做的就是不对等的事,它的理论就是不对等,你喜欢什么,他给你天天演什么。
如果是做信息对等的人,说你不喜欢什么,我天天给你演什么,两样东西我都给你看,是不是就把你扭转了?
第一导演:这其实是关于信息获取,大数据的一种算法。
戴年文:这就不是个新闻,它就成了一个洗脑,还天天说这个洗脑,那个洗脑,但很多平台的洗脑更可怕、更恐怖。他能把人洗成傻子,甚至咱们讲句难听的话,他能把人洗成猪对不对。
平台完全根据你的喜好,所谓的精准算法。你今天只要点了一次城管打人,从现在开始,你一辈子就看城管打人就得了。你如何了解世界真相呢?
所以我看了红色,从头到尾蓝色就见不着了,你认为全世界都是红的,这就是洗脑。
这就是我们聊纪录片的作用是什么?纪录片绝不是反着告诉你,这里除了红色还有蓝色,你看这是蓝色,那是红色,那是黑色,不,我一定告诉你世界是多元和多色彩的。
在过去,老百姓也顶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也没有说天下绵羊也是黑的,这就是不讲理了。
生活当中,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那个片子挺有意思,如此沉重一个话题,怎么还弄出笑了?
我说,人活这一辈子,你就再艰难,也不可能是一种情绪顶到头,只不过这个人的生活当中笑声多,那个人的生活当中愁事多,一定是有各种情绪在的。既然是真实世界上生活的真实的人,那他各种情绪都会有。
第一导演:《城市梦》里王天成的情绪也不只是反抗,不光是70岁“钉子户”占道经营,他还有父亲对一家人的守护,一种家里顶梁柱对家人的爱。
戴年文:他的标签非常多。每个人活着都有很多标签。咱们聊作为一个父亲,这挺好。
拍了这么多素材,要精简到90分钟,留的是精而又精的东西。
其中有一句台词,我的感触就特别深,他儿子形容他,说你看他容易激动,但是实际上他是像老母鸡嘛,就是护着我们这些小鸡。他要不护着我们,就让老鹰叼走了,当然他这时候形容的老鹰是城管。
老鹰还可以是生活的磨难和困难,而小鸡除了被老鹰叼走,还有可能会风吹日晒,还有可能饿死。
最让人感动的是老母鸡这个形容特别准确。如果咱们形容其他的父亲,可能用老母鸡不一定行,恰恰王天成用老母鸡形容特别合适。
老母鸡对抗老鹰的时候,它能对抗外界的东西只有它的血肉之躯,它已经退化到不能飞了,不能打斗。
王天成所有的武器全部都用上了,包括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泼、赖,甚至是一种所谓的强悍等等。到大街上写大字报,或者跟汽车对抗,他有什么强的呢?面对五六十个城管队员,他有什么反抗之力呢?
当年有一个案子,在野生动物园,一个女的下车,结果老虎来了,老公跑上车了,老虎叼着女的走了,只有一个身影从车后座一下蹿出去,她是谁?是被叼走女人的妈妈。
有人说母性让她不怕老虎,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想因为是老虎我打不过,她只会想一件事,我孩子出问题了,我得过去。至于对方是什么,她根本就不可能在脑子里平衡一下。
同理,我认为至少在儿子心目当中,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
第一导演:王天成那个年纪的父母,他暴躁起来扇了老伴儿,而儿子跟儿媳的感情有相濡以沫的患难,你怎么看这种事?
戴年文:这是社会变化后必然导致的,倒不至于说男尊女卑、平等关系,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他肯定还是不一样。小两口之间就容易去沟通、商量、互相鼓励,而在以前年代的家,谁强谁管什么事,谁弱谁管什么事,现在年轻人不会这样了。
我觉得倒没有不平等,最后老太太觉得应该退步的时候,王天成也觉得应该退步。
第一导演:王天成的妥协也好,退步也好,其实是一种战术。
戴年文:人们聊这个电影时,会聊到的王天成前后转化太快。
王天成的台词明明就是告诉你“一手打,一手谈”,很多人觉得王天变得太突然,咱要告诉咱爸,我们占道经营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咱爸思想一下变得高大了?其实不对。
王天成想好了,要诚心地写一封道歉信,他怕他儿子写不好。
不是思想转化,那太像过去的故事片了,过去的故事片就是这个人通过一件什么事成长。
包括咱们说简单化的好莱坞,好莱坞电影也得是说碰到一个什么事,这个人思想一下变化了,这叫起承转合的转,事情发生转机、转化。转化有转的过程,也有变,但是他性格没有任何变化。
他想的很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是要生存的,我是要生活在这个地方。
打也好,谈也好,都是要获得我摆摊的权利。只要你给我摆摊的权利,我干嘛要跟你打,我如果磕头能求来,我就不打了。
他是分步走的,进退都是要往前走的。
其实年轻人就应该学会这一点,跟生活较劲或者面对困难时,是不是可以换套方式。
第一导演:其实体现出的是种生活智慧。
戴年文:踢足球不就讲嘛,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也是最好的进攻。
其实不光是中国人,放到世界上,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博弈。
博弈就是多种手段,绝不能是一味地打。
王天成的智慧既来自于人所有的智慧和知识,来自于直接经验,也来自于间接经验,他肯定也看过听过很多故事,包括革命史,“一手打,一手谈”,这是当年毛泽东的一个思想。
第一导演:占道经营,对武汉这个城市切实的危害是怎样的?
戴年文:对城市来讲,既然规划它是道路,就不是个摆摊的地方。如果是摆摊的地方,就规划它是摆摊,跟停车一样,划上线你就停车,不划线你就不能停。
但有些时候为了解决一些人的困难,世界各地都有摆摊的,这是解决实际问题,挺科学的。
其次,还涉及到公平的原则。这是一个公共的用地,如果按照这个收费,那收费归到谁?收费还有什么意义呢?收一点点管理费是为了维护卫生。
在国外占道经营的也有,广场上有允许摆摊的,但是这些人是经过部门反复评选,比如残疾军人、街头艺人可以摆。还有公司制度、轮转制度等等,不是想象的那样,也不像大家说的随便摆摊。
既然规定不行,那就都不行。但城管还是参考了一些做法,就是调查大家,你家到底是不是困难户?
如果王天成一家在农村生活得好,何苦要去城市这么折腾呢?去城里折腾,不就是为了跟过去不一样吗?
在农村,他家就是特困户。农村那点地,靠他媳妇一个人种能收入多少?全家5口人种地,可能都不一定能挣多少钱。故土难离的情况下,选择离开故土,一定是那地方比这地方生活得要好。
第一导演:结尾时王天成说,老子死也要死在这。但中国人尤其上一辈,更重落叶归根的想法,反而现在年轻人更想往外跑。
戴年文:对,这只能说明这个老爷子他挺先进,他没有落叶归根这样的思想。
首先,我们从他身上能够感觉到他跟年轻人的思想很接近。王天成经常上网,也说很多新鲜词,他的思想很先进。
你想70多岁的老爷子,大部分连智能手机都用不了,但他看政策、看新闻。所以说他有这样的思想,咱不知道,只是揣测。
我们是一个观察者,只呈现表象,不去呈现内涵。内涵是靠你通过表象去总结,去分析,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纪录片不是干这个的,这个一定要明白。这就是纪录片和新闻最大的区别,我们是呈现影像,引起你思考。
纪录片是生活引起你思考,因为它来自于生活的真实影像。如果你不通过看电影,努力去观察生活也会引起思考,但是很难。因为看一件事情,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深度,一个是角度,纪录片恰恰能带领你看到更多的面。
第一导演:看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真实的声音,儿媳妇说了一段话,说他女儿以后嫁人,穷人就找穷人,不让她嫁富人,因为富人看不上我们。
戴年文:其实她说的是门当户对。
合格的纪录片导演,看人的时候,多少有悲悯之情。
老爷子想让她嫁一个城里人,其实说白了就是有钱。妈妈不一样,她说我家姑娘不能嫁有钱的,得嫁一个门当户对的,他再有钱,我也不能让她嫁,另外我家姑娘长得再好看,学习再好,人家也看不起,她讲的就是人情世故。
每一个看的观众,你可以心里面有一杆秤。如果我就嫁个普通人,说这叫不求上进,这是键盘侠的干法。
任何一束光是不是能照亮自己最关键。我现在把反映人性的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反观你自己。当然年轻人每一个人都去关注社会问题,正义的力量越大,社会问题就被关注得越多。
政府既然放出这个片子,那证明政府也在思考我的城市管理当中,应该怎么办?
我们作为一个弱小的人,我们能想什么?我有没有他们家这种钉子精神?这个问题挺激励人的,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为我的梦想能不能这样去付出?我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去这样理智地分析自己?
如果每一个女孩都能理智地看待这个事,我长得再好看,我也别好高骛远。纪录片呈现了生活,生活给你的启示,这是更重要的。
采访、撰文/君伟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别误解,不是要做导演界的第一名,而是要记录电影的第一表达在导演!来这的导演,都敢说真话。
*文中图片均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王爹爹其实很聪明,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有更多机会,他还会在70岁用赖的方式讨生活吗?
作为武汉人,工作在光谷,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百感交集,今天光顾了王爹爹的水果摊,默默买了点水果,愿你们一家人日子越过越好。
地摊斯大林
【凹凸镜放映】武汉城管VS水果摊钉子户。题材就足够吸睛,也确实值得记录。龙标版或许剪掉了锋利尖锐的棱角,好在框架仍得以保留,也仍有惊人犀利之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与抗争过程就是个人VS集体、人情VS制度的缩影,充满了“中国式斗争智慧”。两方个体都在底层,都有作为人的感情,可以和解、共情、感动。然而高屋建瓴的领导一针见血、冷血无情地点破一切:上层需要的只是服从,其他皆为手段。正如再如何抗争,疫情来袭,覆巢之下无人幸免。不喜喜剧色彩的配乐
之前关于《八佰》屁股问题的讨论,其实放在这部纪录片上才合适。不过,陈为军在主旋律的外衣和“保护”下已经做得很好了。选择的人物尤其好,爷爷一代是执拗抵抗,父亲一代是选择性妥协,孩子一辈已经是不自觉地要拥抱城市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底层人的寄生空间不断被压缩,其根基早已被杂草荒树掩盖。真是荒诞且悲凉。
拍得很不错,虽然是纪录片,但不缺戏剧性,武汉的街头充满戏剧性。这家人的生活难不难,大家心里自有衡量。片中的男城管还行,但出镜的女城管的逻辑和话语十分讨厌。他们一家人卖水果就算月赚两万,是几个劳动力是怎样的处境换来的?她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赚多少能公布下吗?至于她去核算水果摊进货成本的方式真可笑。卖过水果的人都知道很大一部分成本来自于损耗,有些水果两天卖不出去就成企低货。
看起来是小贩抗争史,背后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生活岗位,以工作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对于这些远离土地、进入现代化城市的底层群体来说,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和家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和绑定的关系。失去糊口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失去了家,更意味着失去了他们对于城市的价值,接踵而来的就是城市的驱逐。在这样的走投无路下,王天成的捍卫就有了三位一体的意义,捍卫小摊=捍卫资产=捍卫家庭,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市梦》早就已经走出了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提醒着我们赶快从阶层流动之梦里清醒过来,更反思了如火如荼的城市现代化。
还有什么比被一群武汉城管团团围住看《城市梦》更有意思的事情呢。
核心价值观会背诵么。
武汉市城管文明执法宣传片(不是,当然明白是为了过审,但也不失为一种视角。在点映场遇到包场的洪山区城管和武汉电视台,片中的胡队长好像就坐在我前面,影片结束后接受采访述说感受,这又是我今年遇到的魔幻现实。
作为纪录片,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很真实的双方记录,让观众自行评判,爷爷真的太搞笑了,其实无论是执行的城管,还是老爷爷到头来都是一句话的受害者,“文明城市”这些年耽误多少人。害!
首先,这种影片能上映也算是一种进步吧,虽然说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也算是一种发声。更多的人,更多的商贩,在城市管理面前,确实是弱者,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愿意风餐露宿的摆地摊,更多的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城市的执法者和管理者,应该更好的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取缔。前几个月的地摊经济,难道当政者一句话,地摊就合法了么?关键还在于法律怎么合理规定,并宣传执行到位,而不是一句空洞的“法律规定”。来自河南镇平的王天成一家,离我家很近,不到20公里,作为老乡,每个人分到的田非常有限,如果不出去打工,或者像片中摆摊做个小生意,根本难以为继,更别说供养子女上学。城市管理者觉得工作难,可更难的为了生存的劳苦大众。
为结局加一星,“不是要感动,是要服从管理。”
趁还能在影院里看到,去看吧。题材太独特了,能拍出来并拿到龙标是奇迹。
粗砺,或许才是中国的真相。#书本放映# 包场放映,无锡唯一场次。现场发言的是一名真实城管,或许他们正如影院中闪现的光亮,守护着城市。陈为军告别之作,即使在执法宣传的外壳下,导演也总能另辟蹊径,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时代洪流现代化进程中,迷失奔走的总是这些小人物,传统观念和现代文明的冲突,谁对谁错,城管和小贩,其实都为底层。三言两语,互相理解。希望导演身体早日康复!
诙谐与闹剧贯穿全片,看预告片的时候只想着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城市内摊贩与城管之间拉扯的现实纪录片,但随着影片的深入我们发现真正的含义是在讲家乡与城市,过去与未来的关系。王大爷和儿子留在哪里都无所谓,但是王家的下一代,王大爷的孙女早已没有可能回到河南农村老家。孙女从小在武汉城里长大读书,未来也会在城里上大学找工作,所以为了孙女将来的教育与人生,一家人即使是睡大街也必须留在武汉。与其说是王大爷在水果摊与城管抗争,不如想想说是一个老人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现实做斗争。
看陈为军现在的身体状况,这一部可能真的是他最后的作品了。然而他的名字却依然无法吸引观众进到电影院看一部纪录片,中国纪录片的境况实在是太难了。《城市梦》这个名字乍一看和电影主内容并不相符,但真正让小贩们坚持着的,正是这三个字,不为自己,为的是后代。导演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有代表性,并且有十足性格张力的家庭太了不起了,也是这个主角让纪录片多了一份喜感中的悲情。
题材太容易让人怀有错误期待,这部片对反映城管现象本身毫无意义;反倒是老爷子充满时代特征的性情与所谓秩序权利的抗衡非常真实,那代人身上特有的,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执拗与单纯,太熟悉了。
近两年看到的关于中国最好的纪录片,把中国的复杂讲得透彻。没有蜻蜓点水,没有面面俱到,没有迎合美国人对中国纪录片的口味
城管和小商贩这种“城市牛皮癣”的历史纠缠也是积重难返,一方面城市发展需要治理,一方面底层生活所迫,“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两边都觉得各自占情理,弱者的“有理”最终竟也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出路)。底层何苦为难底层?但说来底层又何想为难底层?当然,这里面经过多少修饰,或者经允许才展现出来的就不得而知了,毕竟龙标在前。说到底,底层还是谈不上尊严,还是为了改变阶层。8.0